我来自农村，80后，大学校园在郊区，那时候贫穷、自卑、寡言，除了在文学社里任副主编，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锻炼。大学毕业便考入了法院。刚入职那两年，现在想来真是笨得要死，只知道干业务，对其他一概无知，甚至没有职场的基本常识。
国企和机关，最基本的规则：出门有请示，回来有汇报。事情再小亦如此，都是公职行为。
记得我在民庭的时候，要出差叫着司机就走了。案件办到哪里从不告诉庭长，除非遇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困难。总是庭长问，这个案件是不是应该下去调查下，或者怎样，我才说我早做完了。庭长也只不过说，下次记得汇报下案件的进展，要不然分管领导问下来我都不知道。庭室配有车辆，也不出辖区，不需要纸质审批程序，没有人提醒我。这个时候其他同事不过笑笑的看着我。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常识，并不知道一个大学毕业生连这个都不知道，而大概以为我是故意为之，桀骜不驯。
职场里最忌讳越级汇报。
在业务上我对自己要求高，我所在部门如论如何是不允许落后的。所以总想把事情做好，性子急。我记得，自己主审的两个重大案件，一个是全辖区行政单位负责人列席观摩并且有记者参加的异地庭审，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陪同全国人大代表观摩的案件。庭长迟迟没有做出安排，急得我额头长痘。第一个我直接找了分管领导，第二个我直接找了院长。那时候并没有领悟到这点对于庭长的影响，只是心着急而已。案件成功办下来了，虽然没有多出彩，至少在我这一环节，安全着陆。
我想那时庭长肯定是忍了又忍。
别人的工作不要随便接。
后来我负责案件质效管理。原本对外委托工作不归我的部门，基层法院设有专门的对外委托办。但是各业务庭对对外委托工作意见很大，直接反映到院长那里。有一个医疗事故案件，当事人闹得很凶。院长直接找我，问一个月能不能做出医疗责任鉴定。我询问了几家司法鉴定中心，通知双当事人协商确定，三方一起去重庆做了鉴定。这件事之后，鉴定的案件都推到我这里，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一是直接架空了对外委托办主任。那时只是感到烦恼接受了一项麻烦的工作，并没有感受一个中年男人被架空工作的悲惨境地。
后来想想他并没有那么不堪，只不过是谨慎自保，加之不太懂互联网信息这一块，信息不对称，工作进展慢。职场中不要随便说别人不行，可能只是无心的吐槽，但是一个说，个个说，最后把别人逼上非常孤立的状态。
那是一个质朴的小城，人情温暖，如果换做大城市，那样无知的我早死翘翘了，哪还有升职的机会。后来遇到常务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幸运的事，他从如何写请示报告到餐桌礼仪，到职场为人处世，一点一滴教了我很多。我后来到律所的工作风格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也让我在中年异业的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
我从不后悔从法院辞职，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在那个小城待上一辈子，但是我仍然对那段岁月充满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