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敏
1960年我从开封市开封县街小学毕业，被统一分配到了20中上学。 刚入学的时候，粮食供应标准还比较高，初中男生是每月32斤，女生是每月30斤，大家基本上都能吃饱。
开学没多久，学校组织我们下乡一周，支援“三秋”。那时候也不知道啥叫“三秋”，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秋收、秋耕、秋种的简称。我们去的村庄在南郊大堤外，叫“粮行”。村名儿很好听，可在那儿吃粮食少，顿顿吃红薯叶，清汤寡水的，虽然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我们一个个饿得不能行。那时候还真不知道红薯叶有N多保健作用。今天我老了老了，身体还那么棒，说不定就是因为那时候红薯叶吃得太多了，底子打得好。
劳动间隙，一有空儿，我们班的男生就去钓“水鸡儿”。水鸡儿的学名叫青蛙。抓个小蚂蚱，用线绳捆好，再找根小树枝儿做钓竿儿，跑到豆地里晃动钓竿儿，原本不知在哪儿潜伏着的水鸡儿就会跳起来，吞住钓饵。抓住水鸡儿，卡住它的腮帮子，逼着它张开大嘴，把钓饵吐出来，再接着钓。水鸡儿钓多了，大家跑到小河边，用小刀割下后腿儿，剥了皮儿，清洗干净，放到搪瓷洗脸盆里，在野地里拣柴，用白水煮熟，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以添加，可吃起来比煮红薯叶香多了。
有次大家正在翻着红薯秧，突然跑过来一只小野兔。大家一哄而上，追起兔子来，最后兔子慌不择路，跑到一个荒宅子里，邱生捷足先登，把兔子抓在手里。那小野兔晃动着毛茸茸的小耳朵 ，紧张地左顾右盼。别的同学还没有上去摸上一下小兔子，邱生连忙闪开。大家伙儿急了，纷纷谴责他说，大家伙一起撵的兔子，你怎么能一个人独占？邱生置若罔闻。这邱生脾气有些古怪，平时就爱认死理儿，好给别人抬个杠，大家都叫他“拗蛋”。邱生霸占的兔子，不知道是惊吓过度，还是性情刚烈，咬舌自尽了，总之是很快就一命呜呼了。邱生万分沉痛地扒了个坑儿，把死兔子掩埋了。其他的同学都幸灾乐祸，击掌相庆。从此这“拗蛋” 又多了个新的雅号: “兔子”。 有天晚上，班主任杨老师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大家在男生大宿舍铺着麦秸的地铺上席地而坐。杨老师先是传达了个什么文件，大意是说，由于天灾人祸，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这天灾就是自然灾害，人祸就是苏修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迫我们提前还债，所以目前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接着杨老师做了一番动员后，说今后每月再想吃三十多斤商品粮肯定不可能了，要大家多体恤国家的困难，报一下自己认为合适的粮食标准。屋子里一片沉默。见老是没人发言，杨老师只好点将，要生活委员王生带头表态。这王生来自于市郊农村，脸儿黑黑的，瘦高个儿，年龄比我们大好多，来上初中前就已经入团了。只听到王生支支吾吾地说，那，那，那我今后每个月就吃21斤吧。“拗蛋”邱生听了这话急不可耐，跳将出来，说，不行！绝对不行！最少也得23斤。杨老师大喝道: 看看，看看，你这是啥觉悟！人家王生那么多高的个头儿，每月吃21斤就够了，你为啥就非要吃23斤？邱生执拗地说，你不是让大家伙儿报嘛，他报他的，我报我的，不犯法吧！一句话顶撞得杨老师半晌说不出话。全场鸦雀无声了好一阵子，杨老师又开始点名了，这回点到是学习委员刘生。刘生很聪明地表态说，我一切听国家的，叫我吃多少，就吃多少，都没意见。接下来的发言，都很聪明地照走刘生的套路。眼看着这会越开越没意思了，杨老师只好宣布散会了。
过了一个月，新粮食供应标准下来了，中学生无论男女，都是每月23斤。我们在学校学生食堂搭伙的，每日三餐一共七两，另外发二斤机动票，由个人掌握。学生食堂实行的是顿餐制。早上每人供应半个馍，一大碗稀饭，一点儿咸菜丝儿。中午每人一个馍，一勺熬菜。晚饭每人一个馍，一碗稀面条或者是咸汤。熬菜有时候是熬白菜，有时候是炖萝卜，都没啥油水儿。馍有时是花卷儿，有时是窝头儿。每次开饭后，先由各班生活委员提着个巴斗，进伙房按搭伙人数一下领齐全班人的，领回来再让大家轮着拿。馍是纯手工制作，个头儿不均匀。先拿的自然是挑大个儿的，最后剩下的最小的那个自然归生活委员了。有回轮到李生先挑，他一把就抓出一个明显大了许多的馍，刚要吃，却意外地发现馍上已经咬过了一口。谁是作案者，大家都心知肚明。李生得了便宜还卖乖，阴阳怪气地说，咱食堂的耗子可真聪明，专挑个头儿大的馍偷吃，我还偏偏不怕得鼠疫，就吃它了。 过了一阵儿，我们中学生的粮食供应标准又提高到每月27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