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谈到了宁古塔，今天到了长白山，虽然历史把她碾压，但闭上眼睛，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悲切，也写一点关于东北文化的形成的原因，算作肤浅的认知吧。
当然，文化形成因素繁多，不能以偏概全，我主要还是从长白山这座圣山谈起……
满清的发祥地继承了文化上的高贵
要说最崇拜长白山、最钟爱长白山的人恐怕只有满族人了，因为长白山神奇而神秘，满族人创造的神话，长白山生出了他们的祖先，将这里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反过来，长白山也因为清王朝，血统更加纯正，地位更加崇高，色彩更加绚丽。但这只是他高贵的开端。
康乾盛世，几位牛人加英主，康熙、雍正、乾隆，要么派人祭祀，要么对山遥祭，要么建庙，要么定立祭祀时间，总之，每位都对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对故乡有着朴素的感情，皇家对长白山的情感，是故乡，是龙脉；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发源地，是统治中原的根据地。总之要多高贵有多高贵。后来就连未代皇帝都要去沾沾仙气，溥仪继位之初，便派人到长白山，寻找仙女吞红果神话中的“布勒瑚里湖”。虽然，这多是清王朝的贵族们眼见王朝不保，事急抱佛脚，想借仙女之力重整旗鼓。俗话说一人得道仙及鸡犬，长白山地位这么高，那在这生活的人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满族入关后东北大部分居民都随之入关，成了贵族，但生在龙兴之地的人们，哪个没有几分龙凤之气?虽然这里的人们与北京等地不同，大多没有一点贵族血统，但他们有先天的优越感。
特别是封禁后的长白山自然成了野生动植物的乐园。当然这些珍奇异兽，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皇族独家享受。这里的居民就与皇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给皇帝看仙药，皇帝活着的时候助其延年益寿，死了助其升天成仙的，换作是你牛掰不牛掰？自豪不自豪？优越感更加突出。这种优越感是骨子里带着的，是舍我其谁，是磅礴大气，对文化及性格影响可想而知。
长期的封闭地保持了文化上的独立
长白山本来就地广人稀，清王朝当政后，皇帝又下旨，对龙兴之地进行封禁，从此，两百年间长白山区就成为无人区。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白山优质的自然环境源于清王朝对他的封禁。我想，中国任何地方如果把它封禁两百年……什么？两百年，孙悟空才被压了五百年，太漫长了……大清帝国封禁“圣山”，延缓了开发，却保留了“蛮荒之地”的纯净，也强化了封闭意识。
长白天地区属于渔猎文化，这种文化本身与农耕文化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寿命要长。他保持和继承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生命力本身就旺盛些。二是适当定居。渔猎文化虽也定居生活，但同农耕文化相比，还是要随动物流动而移动居住。既定居生活又不局限于一处。三是创造性强。要与动物斗争，因获取食物的随意性，人员既要有组织性又强调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这点从采参的“放山人家”可以印证。四是敬畏自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注重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能很好的治理自然。
这些特点培养出传统而不保守，自信而不封闭的文化心态。鼓励个人创造性，对其他文化不排斥，强于自己的优秀文化能吸收并融为一体。同时从与自然的接触中，总结出治理矛盾的各种方法，这点从满族统治中国处理各种民族矛盾就可看出。
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主占统领地位的近千年时间里，从辽、金等少数民族到清朝，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儒家文化几乎从未染指过这个地方，渔猎文化占据统治地位。
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时间里，推行了汉文化，但是对发源地的东北老家还是保留着满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而且前面说过，由于给他披上神秘的色彩，客观上也不允许其他文化染指。
清朝中后期，俄日文化进行了渗透。清亡后，东北迎来的也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张作霖等当地军阀当政，后来日本对本土文化进行了灭绝，推行奴化文化。这些文化虽有影响，但都未生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才真正开始在文化上进入汉文化的大家庭，算来算去也就几十年光景。
文人的流放地带来了文化上的养分
流放文人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有理想，有思想，有想法，不安于现实……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会用笔，他们对文化的影响力绝不可以小觑。
回顾历史，中国文人似乎与流放有着诸多不解之缘，屈原、李白、韩愈、苏轼……这些泰山北斗，他们都领略过流放的滋味，从另一面讲，没有流放生活，可能也就没有他们的人生成就吧。
尽管从表面看，流放要比死刑好得多，毕竟没有立即丢掉性命。但实际上，流放者的字典里只有长痛不如短痛，没有好死不如赖活着。对统治者来说，把他们认定不爽的人处死，虽能逞一时之快，但对民众的威慑却远远不够，而且这些人往往还有些小脾气小性格小气节小影响力，处死他们还会落下话柄。
对大多数不幸的流放人来说，能活着到达流放地，不仅不是苦难的结束，反而是更大苦难的开端，丧失自由，物资匮乏，谋生艰难，死于非命，埋骨异乡……等等这些不祥的命运令这些人苦不堪言、深感恐惧。所以说，流放者沿途的悲惨遭遇和到了流放地之后长达几年几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非人生活，它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更加持久，更加广泛。
就像唐代喜欢把人流放到炎热的岭南一样，清代，则喜欢把人流放到寒冷的东北。为什么呢？
清初，反清运动如满天星辰，比比皆是。比较厉害的，东南，台湾的郑氏；西南，先有永历，后是吴三桂。所以说，还是在东北老家根据地安置这些人安全。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
由于气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闲时间。有的地方，甚至是放任自流，自生自灭。
流放之人多是文人，文人能干什么，打猎？身体不行……挖人参？技术不行……给人打下手？面子不行……
文人肯定是搞与书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东东。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教耕作，再就是做买卖，层次高点的就是考察写游记。虽然古代的文人多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缺少野外考察精神，唯一几个有实践精神的，像写游记的徐霞客，或偿野味的李时珍，都有很高的成就。
文人在灾难之初，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经历苦难，九死一生后，他们会陷入深思……“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怀揣着忠诚，等待统治者自我反省，为自己平反昭雪，或死后让人觉得统治者亏欠自己而流芳百世。但是，塞外荒原、北国寒风、豺狼虎豹等像几支清醒剂，猛然间另人打个寒颤！不要忘了，这种崇高理想产生的时候，多半是嗖嗖的冷风通过破门板烂窗户进入薄被窝与你抢地盘的时候！理想太不接地气，现实又太不争气……
一旦经历了这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而且，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交通和通信条件又极不便利，要维系原来的友谊可想而知。因此，流放者们又凭借往昔友谊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有这种思想的人一旦多了，就会产生共鸣，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和传播。以前的价值系统很快崩塌解体，而这种体系一旦解体，那是相当彻底。
价值体系重塑后，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那干什么？重新交朋友呗！
这样，患难见真情！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出现了。这种朋友，有共同经历，有共同屈辱史，也有共同价值取向。
这种友谊，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还有可能衣不遮体的文人之间，是那么纯粹，那么真挚，无法用语言修饰，也许，修饰反而是一个累赘。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削减；
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生花；
有了朋友，再苦的生活也有乐趣；
有了朋友，就有了话题；
有了朋友，就有了倾诉；
有了朋友，就有了依托；
有了朋友，就有了文化；
有了朋友，文化人对文化也有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