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她是外乡嫁过来的，村里不给分。父亲、姐姐和我名下各有一亩来地，近的是石头旮旯，远的山路二三里。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冬天趁没积雪，在地里掏好垄沟摁上土豆种再铺上一层渣滓粪拿片锄盖上土就算农活结束，竹背篓搁把柴刀爬山上弄回来一冬的柴火差不多就等杀猪过年了。

过年前后是全年仅有的能吃上新鲜猪肉的时候，谁家杀猪便会招呼亲戚邻居大快朵颐。猪的惨叫喜庆热闹，半边猪肉的重量是主妇一年的骄傲。农村人不吃的猪大肠猪小肠猪尿泡卖给贩子换的钱正好把整头猪的肉腌好，挂在灶头用柏树枝烟熏火燎供来年蒸煮煎炒。有的年份运气好，散养的几只鸡没有在粪坑淹死也没有窜别人地里吃刚打的农药而捡尸吃掉，过年就可能经父上同意杀一只鲜活的鸡。而平日里吃肉是谨慎的，有时手头紧要卖只猪脚应急的话下次打牙祭也就变得更遥远更期待。尽职的农妇必须计算好怎样分配伙食能体面过到冬天，要防着意外开销，也不能让娃儿馋到挨邻居家锅灶。玉米棒子面蒸的饭闻起来香但吃着太糙，老家这种没水田的地方想吃米饭要拿两斤玉米才能跟贩子换一斤米，除了娃哭闹得心酸心疼，谁家的婆娘都不情愿摊上好吃的坏名声。

习惯了苞谷饭拌酸白菜帮子炒腊肉，再来碗洋芋片子汤。父母都是勤俭持家为几百块学费操碎了心的庄稼人，断不可能像年轻的二流子吆五喝六到集市上花钱买点豆腐豆芽再割一两斤新鲜猪肉回家喝苞谷酒，但我们姐弟偶尔也有荷包蛋面条。而鸡蛋是每家每户都尽量存着拿到馆子里卖钱供平日买煤油、盐巴和针线之类的。

刚九几年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写作业、缝缝补补、扒玉米棒子、给在江苏那边砖厂做苦力的父上写信。信纸上并没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的诗句，但料想曾说过今晚暴雨很吓人，屋后水沟清过了放心不会泡到地基，地头大树被风吹倒了苞谷也倒了不少，淹水坝每家种的洋芋都绝收了之类的。父上的字尚可，母亲的字比较粗疏，而我显然遗传了母亲的书法。用光的英雄墨水瓶里插一支铁皮管包的布芯，一根火柴便点亮了漆黑的夜晚，有时存的煤油用完了又急用就到邻家借一小瓶等买了再用同一个瓶子还回去。

村里的壮劳力结伴出外闯荡却往往赔了来回路费，村里能找到的活路一般就只有谁家盖房做下瓦工，一天汗如浆下赚三块五块的还不是现金。零几年的时候在旧衣柜里翻出父母记录人情往来的本子，礼金从几角往后慢慢涨到三两块、五元十元、二十五十、破百，而最早的是送苞谷十斤五斤的字眼。

从小到大，我们家在村里不算特别好但也还是受人待见的，父母正值青壮年，而且都读过高中，父上还当过兵，只是都老实本分，一心种地卖力气谋生，没能凭借文化程度和复原军人的身份走上发家致富之路。父母生了我姐后从大家庭分了出来，因为父上读过书又当过兵，算是被家里重金培养过，所以家产一分没得到，只分了欠外面的账。和人换了块靠公路的地盖了三间土坯房，借了不少钱，也受了不少欺负，当然儿时的我一点都不了解该账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清的。我初中之前都很少碰钱，只是每学期末哭着向家里要预交书学费，惭愧后来也没有把书念好。

在我十岁左右父上用扁背背回来一台钢磨之前，西头后面屋里放着两架石磨。大的推苞谷，用竹筛子筛出糠和猪草混着煮猪食，细粉拿来蒸饭。小的是细磨，过年磨糯米和粘米做汤圆浆。这两台石器时代的精密工具现在不一定还找得到了。东头后面是父母的卧室，也是家里放钱和其它紧要物品的地方。前面厨房里是支三口锅的土灶。最大的一口锅煮猪食，很少空着。中间转角的锅用来蒸苞谷饭、煮红苕、炕洋芋，还有酸苞谷粑粑、洋芋粉粑粑，以及地里出产的其它东西都在这口锅里被糊弄成一日三餐。靠过道是一个烧煤的小灶台，需要多炒几个菜的时候才用。厨房盛水一开始是用一个大木桶，后来请石匠打了口石缸，要用木桶去一里外的山脚挑水，后来接了胶管，但冬天结冰也照样要挑水吃。

老房子屹立了二十多年，被推倒建了砖房。我没有被通知回家见证、告别，我们一家人搞仪式感的时候很少。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一路过来，喜悦和苦楚往往来不及拾起。房前屋后父上手植的树木，曾经阴凉了整个夏天，桃李从芳菲到酸甜，陪伴多年。后来父上亲自带人砍倒了所有的杉树给人搭了建房的架子，又卖掉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桂花树和银杏树供我上学。窘迫的经济状况容不得太多感情安放，即使银杏树第六层的枝桠上挂着少年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敢送出去的情书。爱情是件奢侈品，友情也不曾幸免。小升初的时候，赶上择优录取改成划片招生，要去最好的学校要交1200元的择校费，于是和很好的同学失了联系，没了交集。还记得课间她生气了叫嚣长大后要做变性手术打扁全班无敌手，不知道现在究竟是她还是他呢。

小学老师常骂作文全是流水账，而现在记忆都成碎片，迟钝又健忘，以后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