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历史的评判都是道德评判，写史人、读史人的对历史的道德评判，连微言大义的《春秋》也在此列。
我觉得对历史评判应该从下面两个层面入手：
1、客观的历史层面：当时的社会现实：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共同社会心理，古今中外，每个人都身处现时的洪流之中，现时是每个人得以生存的土壤，也是身不由己的江湖，逆潮流而动是件很危险的事。
2、制度层面：人都是制度的产物，抛开制度评判人或事件，都是有失公允、强人所难的。
透过这两个层面发现历史的“迫不得已、被逼无奈”———既然历史并非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就不能对其苛责，即使苛责也没有意义。历史的意义绝不在于一代一代的传递苛责。
小时候听《岳飞传》，宋高宗赵构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京，于是有了遇害风波亭，当时听众那个着急啊：笨啊傻啊愚啊求求你啊赶紧跑啊，任我们夜以继日地喊破喉咙岳飞也听不见啊。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情境评判历史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属于一个范畴。
有个小故事：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谈判，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正中面颊，血流如注，但李鸿章没死，他用这一枪把赔偿三万万两白银换成了二万万两，并让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他拿着染血的黄马褂回国呈给慈禧太后时，太后只是笑了一声，说：难为你了，还留着呢。听那话口，太后老佛爷对那件英雄壮举是早已知晓了的。那为什么不加官晋爵授勋、开会表彰、在全国官僚系统组织学习鸿章好榜样，至少要说几句人话表扬几句办点人事赐点慰问品吧———这个老娘儿们真草甸。
以上就是脱离开具体历史情境的道德评判，“也许是恩宠无以复加了，再给赏赐会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也许无论怎样，都是割地赔款，不是光彩事，有损我大清颜面，所以尽量降低影响？”，但无论出于哪种考虑，有一点都不容质疑：一个实际统治大清帝国48年之久的妇人，她的一言一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绝不是糊涂人，也不是菜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