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的碎碎念。

（一）

最近发现“语录”的tricky，一些看起来“对”的话，之所以“对”，是因为意义广泛而模糊，因为模糊，所以也可以有千千万万种其他解释。

就比如“做难而正确的事”，很多大企业家都喜欢用这句话，因为他们做事的结果看起来成功，于是这话被到处传颂，但实际做事时，什么是正确，其实很难在做事的过程中有百分百的信心，大多是做完了，结果好，于是定义之前那件事是“正确”，结果不好，就再复盘迭代。

我骨子里就有点烦这些看起来正确的废话，说穿了，他们对做事毫无裨益。

但比起正确的废话，更可怕的是可能是一些连装都懒得装的言论。

（二）

最近摇摆在两种负面情绪里，一种是对周围环境，觉得特别TJ，皇上的一言一语，马上就能引发一场大灾难，而做很多事很多东西，其究极目的是让老板开心，除了老板的message，其余事务如此追求在我看来就有些好笑。

我们有我们的专业，老板既然把这件事交给我们，要的就是放手让我们探索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而所谓好坏，各行各业都应该有自己一套方法论和评估标准，怎么会是一句老板的评价呢？如果老板评价不好就要改，那到底是信自己的专业，还是老板呢？

我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成果评价托付给某个具体的人。好在我努力探寻着自我评价的框架，很多事上，即使应着要求追求那一句点赞，但内心里，我并不会为这类结果的好坏而开心或不悦。

回到tricky的语录话题，这里喜欢说，做事要求极致，要我说，这里做得最极致的大概就是向上管理了。

（三）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滑向TJ那一端，我也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我必须时时与自己对话、自省，抵抗如今已环绕周身的荒诞。

比起做记者，我如今开始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曾经我信誓旦旦地认为，只要不至于失去日记这方净土，写作就可以成为我一项糊口的技能，写什么都可以，得到什么评价也都可以，我都能接受——就如同我可以接受把老板一句点赞当作追求，但我深知那和我内心的评价毫无关联，总体上，我可以把这些事分得很开。

但在近期自己挣扎在文字泥潭里出不来，同时遭受无数负面评价后，我还是对写作这件事本身失去了信心，自认为成了写作上的“六边形垃圾”。文案不像新闻，对我来说，它没有很硬的标准去衡量好坏，也无法同时推几篇来证实哪个更好哪个更坏，于是连复盘也无从谈起，怎么确定A标题就比B更好呢？怎么知道大气的风格一定比温暖更让读者共鸣呢？发出去之后，怎么知道这阅读量是高还是低呢？影响阅读量的因素那么多，我又要怎么知道这篇文章的高低原因究竟是哪一个呢？

如果非要总结规律，至少也应该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一批一批地大量尝试，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可是我们所写的文章那么少，每一篇文章差别又那么大，这得耗费多少年，才能得出个可靠结论啊？感觉比疫苗试验所需时间还久。

我憎恨用阅读量来评判文章好坏，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以此为标尺，写东西会扭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没有信心去预判、去复盘。

再加上，写文案的同时，我也还在写其他东西，近期发现看多了本企业的话术，文章写得愈发四不像；在办公室里说多了中夹英，连写日记都时常忍不住夹一夹，实在教人挫败。

（四）

做PR，除了写东西，还要办活动，还要搞创意，还要做审核，于我而言，这些工作所用大脑都不是同一片区域，同时运作就倍儿显烧脑，于是有了另一种“六边形垃圾”的感悟。

创意和写作两件事尤其像是跷跷板的两头，一头要我广泛吸纳向空中漫撒碰撞火花，另一头却追求不断思考不断向下深入，两片大脑区域总是活跃了一方，就抑制了另一方。有个同为记者转型过来的同事说羡慕我们有那么多创意，一方面，我说我现在属于两头没讨好十三不靠的半吊子状态，另一方面，我劝她珍惜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这玩意儿，一旦等创意的小火苗燃起，就会迅速被压抑。

我当然也不讨厌头脑风暴，它常让我感到像是重回了大学学生会时光，但到了最后的执行，终究要配个宣传文案，于是前期再怎么天花乱坠，我仍能想象尽头是suffer和struggle。

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六边形垃圾，如今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大概是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有着强于一般人的觉知，并还算愿意花费时间慢慢提高；也还好，我很早之前就坚定相信，struggle的状态总好过舒适区，所以如今虽然焦虑和痛苦，但我更高的觉知会劝慰自己这是正常状态，且大概率会过去。

只是每遭遇一次这些需求，我还是忍不住怀疑，当我要同时写文案和搞创意，写东西的要求是虚头巴脑既要大气又要温暖，我会不会一辈子也没法适应和精进。

我还深深担忧，自己“成长”到最后，会不会成了更半桶水晃荡的状态，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

比起无法胜任PR，后者可能是我更不想见到的。

到底要如何平衡这么多方的能力和需求呢？这个令人苦恼的命题恐怕还要持续很久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