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来不是一个伟岸的人。他不苟言笑，他倔。他走路步伐很大，他喜欢穿肥大的衣服，他的眼睛很有神很亮。他的半生，是用无数困苦堆砌起来的。
我曾听闻，小时候的父亲想买一条六毛钱的条绒裤子，却又不敢跟大人提起。十一岁那年的暑假，他竟拿着一把钝了的斧头一个人敲了满满一大车石子，然后问邻居借来骡车，独自一人送到十里外的水泥厂。
农村的骡子易受惊，受惊以后的狂野根本不是人力可以约束的，唯有等它跑累了自己停下。万一被这畜生碰一下，轻则断几根骨头，重则丢了性命。
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骡子有没有受惊，没有人知道十一岁的少年怎么装那一大车石子。傍晚时分，父亲到邻居那里还了骡车，怀里揣着崭新的条绒裤子回家。
爷爷告诉我，家里原来只是四
间茅草屋，他和奶奶用了一辈子才住上青砖砌的新房。那是我们村第一座砖房，是爷爷奶奶一辈子最大的功绩。
奶奶却说，修房子的时候父亲和村里帮忙的大人一起在山里扛木头，那年父亲才十六岁。因此落下终生都没有痊愈的胃病，直至现在都是那样面黄肌瘦，看起来弱不禁风。
24岁那年，父亲在媒人的介绍下娶回了母亲。也在同一天，养家糊口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他肩上。因为子女众多，爷爷奶奶从未照拂过我们一家。所以那个年岁，到处充斥着因为贫穷带来的各种烦恼和心碎。
每个小孩子都写过《我的父亲》，我问他，你的职业是什么？父亲尴尬的看看我，说是做木活。
父亲是木匠。
我隐约记得我曾陪父亲走过一整天的山路，父亲用木车推着一车锤子锯子，还有一台纯铁的硕大的电锯。我累了就坐在车上，他累了就停下来歇歇……
中午在别人家门口讨一碗水吃一块自带干粮，然后接着赶路。
听母亲说，弟弟快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没米下锅，是母亲顶着大肚子到邻居家里借了两碗白面。那时的父亲，他一定很心酸。
前几年，我听弟弟说起，有一次父亲带着他和母亲给一户人家做一套家具，就在南屋下终日不见太阳的地方。弟弟说，那阴冷潮湿的屋檐下，父亲和母亲抬起巨大的木头，破成一片一片的木板……
当年那一场大病也是因此而来。
我记得一个早晨，姥爷骑着自行车送我回家。父亲趴在打了补丁的褥子上，双手握成拳头死死顶在腹部，明亮的双眼没有了神采。
看见我们回来，父亲虚弱的起身靠坐在窗台上，宽大的洗的发白的衬衫被一条劣质皮带紧紧的勒着，瘦弱的身体像是一把被拦腰捆住的枯草。
姥爷叹口气，劝慰了一番。父亲一个人忍着病痛，骑着姥爷的自行车到镇上医院，兜里揣着姥爷给的二十块。
只是，最终父亲又把钱原封不动的揣了回来，还有一张撕碎了的药方。
父亲生病的那一整年，家里彻底断了经济来源。母亲就骑着从姥姥家借来的自行车，准备两个大竹筐，放上刚蒸好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和昨晚用温水泡出嫩芽的黄豆，到邻村叫卖，所得全都用来贴补家用。
直到有一天，母亲清晨出发黄昏才回来，卖光了所有“货物”，可换来的却是一张50元的假钞。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甚至半年的生活费。
她在被窝里小声哭了一整夜，第二天面色苍白，也病倒了。没办法，父亲骑上自行车，载着母亲带病蒸好的馒头上路。
然后又原封不动的载回来。
他实在不擅长卖馒头。
待母亲好一点，父亲就背了一包工具到县城去了，没有一个熟人，也没有带一分钱。然后隔三差五会搭便车回来，有时留下还没捂热的一百块钱，有时没有。
父亲从没提起那段时光他是怎样独自度过。我们，甚至母亲也没有过问，因为那时的生活实在太难，除了拼命活着，没有任何余力。
母亲以一介女流承担了家里所有家务和农活，拉扯着我和弟弟。
就连寒冷的冬天，她也会裁了旧衣服，用浆糊糊成平整的鞋垫然后绣上“喜鹊报春”、“富贵平安”之类的图案，有时一双可以换三个一元的纸币，有时没有。
这些年，母亲屡屡提起那时的辛酸总伴随着酸涩的眼泪。我却没有太多感触，因为那时的我还生活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虽然那段岁月我也同样走过。
我曾在陪她糊过平整的鞋垫，锄过田的杂草。还有许多已经模糊的记忆，如穿过珍珠领带，养过满院家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