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我的理解：本章一处错误需要更正——“求”是冉求的名，如果“季氏富于周公......附益之”是孔子门人所记录，则不会直呼其名，同辈应该会称字“子有”，因此《黄氏后案》（清.黄式三）认为“子曰”二字应该放到“季氏”之前，也就是说，从“季氏富于周公......可也”都是孔子说的。我赞同这种说法。第二，关于“周公”是谁，也需要说明——看到“周公”这俩字我们都会自然想到周武王的弟弟、辅佐成王的周公姬旦，但是孔子不会傻乎乎的把季氏和几百年前的周公旦相比较，因为实在没可比性、也没法比，因为前后相差几百年，计量单位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没有改变，季氏也不可能比周公更加“富有”，因为周公的封地是整个鲁国，而季氏只是占有鲁国的部分土地，所以不具可比性。因此我赞成《皇疏》（皇侃《论语义疏》）的观点：“周公，天子臣。食采于周，爵为公，故谓周公也......”也就是说，这里的“周公”，不是指周公姬旦，而是周天子的臣子（此时周王朝还存续，各诸侯国名义上还归周王朝所属），爵位为“三公”之义，所以称为“周公 ”。因为只有同时代、同爵位才具可比性，即周天子的三公爵位和鲁国三公爵位比较，才有统一的“标准”：周天子的公爵采邑当然比鲁国一个诸侯国的公爵采邑要大。第三，“富”是就财富比较，还是采邑或是税赋比较？假如就财富比较，孔子无法统计；假如就赋税比较，则没有意义，因为采邑不同，土地贫腴不同，百姓多寡不同，赋税略有差异并不奇怪。所以这里的“富”是就采邑的多寡进行的比较，与上文所述相同，正常情况，周天子公爵采邑一定比鲁国公爵采邑要多要大。季氏仅仅是鲁国公爵，他的采邑已经比周天子公爵还多还大，这就不正常了。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把本章重新整理如下：
子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段话可以分三层意思：首先，摆事实，讲清楚冉求的“罪证”；第二，划界限，他不是我徒弟了；第三，明授权，你们可以敲锣打鼓攻击他。摆事实是划界限、明授权的前提和基础，也能让听者心服口服；划界限，表明态度，既是摆事实的“果”，也是明授权的“因”（如果是同门就不可以“攻”），隐含的目的就是让季康子无话可说；明授权，扩大影响，以舆论力量逼迫季康子就范。
言语意旨：孔子是不是真的要把冉求赶出师门？当然不会，因为孔子还是冉求“忽悠”季康子迎回的，就冲这一点，孔子就绝不会把冉求逐出师门，人都是有感情的，普通人不会这么做，圣人更不会这么做，除非冉求自己要走。那孔子为何要让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呢？当然想让冉求“认识到错误而悬崖勒马”是其中目的之一，因为孔子自己不好说什么，否则也会得罪季康子，没必要制造明面上的矛盾。第二，弟子们去攻击只是同学“矛盾”，既不会影响师生关系，但实际上又起到劝谏冉求的目的；第三，“攻”就“攻”吧，还要“鸣鼓”，这就是孔子在“制造舆论”了，你想孔子的弟子那么多，都很有影响力，对冉求“群起而攻之”，这种舆论的势头绝对不会小，所以季康子一定会有所忌惮——孔子这是通过冉求来劝谏季康子：“我的同学都因为这事儿来攻击我，我干不下去了，您就暂时停下来吧......”真是大智慧！
知行合一：我能想到的一句话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圣人临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人制宜，可谓“上善若水”也！这里单说“劝谏”吧。历史典籍中臣下对主上的劝谏事例最为丰富，也足以显示这些历史名人的智慧。关于劝谏的层次与类别，《白虎通》《后汉书》《公羊传》《孔子家语》的表述各不相同，我简单分为三类：一是直谏，直来直去，也许有用，大多没用，也可能最后会死人；二是曲谏，即抓住人主的弱点一击而中；三是讽谏，即通过含蓄迂回语言和事例让人主自己揣摩，大多没用。傻乎乎的直谏不说了，隔靴搔痒般的讽谏也不说了，单说“曲谏”，因为最能体现劝谏智慧的都在这里。
例一：齐景公要杀一个为他管理鸟的养鸟人烛邹，晏子让景公把烛邹召来，当面例数烛邹的三大“罪状”：替主子养鸟却让鸟飞走了，这是一罪；你让主子因为鸟而杀人，这是二罪；这事儿如果传开来，诸侯国都知道主子是一个爱鸟不爱人才的国君，以后主子在诸侯国中怎么混？这是三罪。晏子数落完就让人杀了烛邹。这时候景公发话了：“别杀了，我懂了。”（《晏子春秋》）
例二：战国时期，秦国侵略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让赵国用长安君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长安君母亲）不肯，周围的官员怎么劝都不行，还下了死命令：“谁劝我吐谁口水！”赵国执政的左师触龙去见赵太后，赵太后正生气呢，爱答不理的。触龙先和他拉家常，说自己的腿有毛病，走路都不方便，吃饭也吃不下只能喝粥之类的话题，接着就请太后帮他的小儿子安排工作。太后见他不是来劝谏的，就放下心来随便聊天：“你这大男人也这么爱孩子？”触龙说：“胜过你们女人......”由爱孩子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到爱儿子女儿的层次问题：“我觉得太后您更爱女儿。”太后当然不承认，也不是事实。触龙例数太后在女儿远嫁他国的时候种种爱女儿的行为之后话锋一转说：“您这么想念女儿，可您在祭祀的时候还是祷告说不要让女儿回来（国君的女儿嫁到他国，只有灭国或被废才能回娘家），还不是希望她有子孙能继承王位？爱儿女就应该为他们作长远打算。（他还例举赵国和诸侯国历史上被封侯的子孙而今均不存的例子证明“爱子当为之计深远”的论点）而您现在给长安君以最好的封地且不让他有功于国，将来有一天您百年之后，他在赵国如何自处？所以说您爱女儿胜过爱儿子啊！”于是赵太后同意长安君去齐国当人质。
例三：武则天想立侄儿武三思为太子，正犹豫不决，就问狄仁杰。狄仁杰问：“母子和姑侄谁更亲？如果立子，陛下则可以永世配享太庙。从来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让姑姑配享太庙的......”武则天终于同意传位给儿子李显。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厉害的劝谏者都抓住对方的“软肋”来说事，所谓的“软肋”就是对方最重要的“欲望”，例一晏子抓住齐景公“好大喜功”的心理来解决他滥杀的问题，例二触龙抓住赵太后希望儿子继承王位的最大需求来解决眼前矛盾，例三狄仁杰则以死后“配享太庙”的未来需要而坚定武则天传位于子的决心。读者应该能想到孔子说的“小人喻于利”，是的，齐景公、赵太后、武则天都是“小人”，只有晓以利害，他们才能听进去。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又有哪一个不是小人呢？
稍稍拓展一下，运用社会舆论来“劝谏”，虽然不多，但也有典型事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一件事：楚国令尹子常（囊瓦）贪财听信鄢将师、费无极的谗言，杀了正直的大夫郤（xì）宛。楚国人对此愤愤不平，“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大臣沈印戌（叶公之父）就向子常劝谏说：“仁者杀人以掩谤，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于是子常灭了鄢将师、费无极全族。这是利用舆论劝谏的典型事例，上文晏子也有利用舆论劝谏齐景公的意思。
古人制造舆论的方式有歌谣、灵异、惠民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童谣预示了董卓的败亡；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前就往鱼肚子塞“陈胜王”的字条和模仿狐狸的声音歌唱“大楚兴，陈胜王”的歌谣来制造舆论；再如魏文侯为了让天下人知晓他求贤若渴的心思，每次经过段干木的门前都起立扶着车轼行礼，于是他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如吕不韦为了广告自己的《吕氏春秋》，就让人抄一遍书贴在城墙上，告示说：“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他凭借这次“一字千金”的宣传活动使得《吕氏春秋》名扬天下......近代史上，我党的领导人就非常善于利用舆论的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做出让步或改变策略，比如释放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比如放弃与日本人和谈的幻想等等。当下自媒体时代，就更多隐秘的力量在利用舆论的力量给当地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施压，舆论的力量走向反面。
从以上事例，读者应该能体会什么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孔子“小子鸣鼓而攻之”这个制造舆论力量的最早事例，值得各位读者细细品味，静静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