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曾提到：
有两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的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他在《1984》中预言，文化将成为一个监狱，未来的世界我们没有书可以阅读，没有思想可以思考，没有任何娱乐可言，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政治谎言之中，我们就在这种 电视全面占领我们的生活时，娱乐就成为唯一的内容。将娱乐这种超意识形态推行到了极致，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呈现出的样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是被设计出来的，活在一个纯虚幻的世界，那是何等的悲惨。
《娱乐至死》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观点，这是波兹曼写作的理论根基。这个观点是继承自另一位传播学领域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认为，了解任何一种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文化中使用的各种媒介。比如语言这种媒介就定义了人类，塑造了人类很多的文化内容；时钟的发明定义了时间；摄影的发明改变了绘画。
但在波兹曼看来，麦克卢汉的观点需要一点小的修正，他提出的观点是：媒介即隐喻。这个隐喻该怎么解释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明确而具体的说明，而隐喻是一种隐蔽的、不知不觉的心理暗示。
当我们阅读一本书时，有时候书中的文字写下的是虚构的世界，但我们仍然觉得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通过一本书了解历史、政治和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到的世界，而忘记了自己在阅读一本书。
当我们看手腕上的手表，就可以知道时间，但那其实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字而已。这是人类发明的符号代替了时间，而真正的时间是体验到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亲人的衰老和逝去。
我们看以前拍摄的照片，想起过去美好的时光，想到照片中的某个去世的朋友，照片并不能让朋友复活，让过去回来，只是一种情绪和感觉，但在那一刻，我们忘记了照片的存在，只觉得朋友一直还在，过去一直还在。
这就是波兹曼的观点，随着各种媒介和交流工具的发明，物质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小，我们接触现实世界的面也越来越狭窄，人们没有直面周围的世界，而是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不借用任何交流工具，不利用媒介，我们似乎无法看见和了解任何东西。语言、书籍、照片、电视、互联网、手机，这些媒介利用不知不觉的隐喻，定义和改变了我们的现实和世界。
把这个观点进行延伸，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波兹曼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
人类自身能力的延伸，我们创造出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最终会反过来重新定义、同化人类，就如同很多科幻电影中展示出的，人类的发明控制了人类的身体和大脑，让它成为毁灭世界的噩梦。
电视也一样，不过不是通过残忍的杀戮，而是通过娱乐这种最喜闻乐见，最不设防的方式。
镜头转向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取代PC端带来一系列新的娱乐产业，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从过去的被动接收信息变成主动搜寻信息，这种质变带来的方便与快捷，物理上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物的距离，甚至向着“物联网”的方向一路挺进。
正如硬币的正反面，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
互联网世界信息量过大，而产生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筛选无能和执行无能，简单来说，好比满满一桌子的菜，不知道先吃哪一道菜才好。
于是一个新的名字产生了——知识焦虑。
过去的人们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有所限制，只能在已有的知识体系里增加自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于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很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引领着那一个年代的思想浪潮。
而如今我们只需要手指将手机轻轻一点，就有上千条的信息出现，那么哪一条是才是真正有用的信息，筛选变成了一个难题，人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这对于思想的创造性有着很强烈的抹杀，于是文化的进步开始形成了迟滞，这就是新时代与旧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
电影、综艺、娱乐带给人们情感上的欢愉，而它们只是提供了表层的内容，真正埋藏在下部的是什么仿佛总是无人问津，我们把这些称作伪语境。
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正如那条骇人听闻的新闻——科学家屠呦呦一生的努力敌不过黄晓明的一场秀。
于是，不得不深思，我们真的要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吗？
（梵高画笔下的花瓶，艺术正在走向虚拟，是否会离现实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