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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
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登录实际总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但是，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严厉禁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册上有了姓名的官员一律处死。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洪武帝的第一次内阁制试验在1382 年8 月结束，那时他废除了四辅官。但是，他马上设立了另外的组织来更加专业化地实施内阁的职责。11 月，在废除了统一的御史台之后，紧接着他又废除了他在1380 年7 月建立起来的谏院。然后又设立了都察院，有监察御史8 人，分巡12 道。第一批监察御史中有一个学者名詹徽（1393 年死），安徽婺源人，是安徽著名文人詹同之子。① 在几个月以前的1382 年10 月，南京吏部曾举行特科考试，詹徽被推荐来应试。通过这次考试，约3700 名秀才进政府做了官。许多人被任以极其重要的行政职务，其中也有人做了尚书。这次特科选拔的士子论其才干有以下6 个方面：（1 ）经明而行修者；（2 ）擅长书法者；（3 ）对经书意义有深入了解者；（4 ）人品俊秀者；（5 ）有治国才具者；（6 ）语言有条理者。
1399 年到1436 年经历了开国皇帝之后四代人的统治。短命的建文之治（1399—1402 年）因篡夺而急遽地中断；其后是永乐之治（1403—1425 年），这是帝国一个加强和扩张的时期；再就是为时仅九个月的洪熙之治（1425—1426 年）；最后是稳定和紧缩时期的宣德之治（1426—1436 年）。因此，两个短暂的间歇时期把明初三个主要皇帝的统治期分隔了开来。尽管1399—1402 年的内战带来了一些混乱，可是，和过去的联系却多于这37 年中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发展的中断的情况。这就是说，这四位明代皇帝时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主要是开国皇帝的设想和靠他实现这种设想的政策形成的。早期也曾在政策和制度上做过一些改变，特别是在永乐帝的时候进行了改变；但是在他的后继者时期，某些内容被省略了或放弃了，而凡是的确发生的进一步的改变，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的制度和传统的框架内所进行的适度的调整。这种政府的工作作风奠定了明代初年朝廷的保守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王朝的安定，并且完整无损地保留了开国皇帝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和精神面貌。永乐帝把帝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依然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制度上的变化。虽然洪熙皇帝曾想把朝廷搬回南京，但北京在下一个皇帝统治时期再次成为帝国首都，而且自此以后它就一直是明帝国的京师。另一个大变动是大学士官职的设立：它填补了皇帝和帝国官僚体制之间的空白——这个空白是开国皇帝在1380 年废除中书省以后所形成的；大学士开始在政策问题上备皇帝顾问。这些措施都没有背离明太祖建国的任何基本制度上的设想；相反地，它们倒是弥补了现存制度的缺陷，使之适应了新的政治现实。但是，它们在发挥新出现的皇帝的内廷助手内阁的职能时制度化了。它变成了后来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新机构。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 10 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 1407 年 12 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 22277 卷，仅目录就达 60 卷。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稿，至今只存留 700 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 17 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 19 世纪的纷纷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早期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