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甲午日，这是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一天。这一天，魏国当权的大将军、武安侯曹爽携自己的兄弟曹羲、曹训以及皇帝曹芳来到高平陵祭奠魏明帝曹睿，而此时此刻他的政敌、早已卧病在床的太傅司马懿奇迹般病愈并趁曹爽兄弟外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司马懿害怕曹爽得到消息会绝地反击，便指洛水为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权，就可以保留爵位，永享富贵。曹爽听信了司马懿的说辞，放弃抵抗，屈服于司马懿。可谁知司马懿出尔反尔，诛杀曹爽等八族，从此司马氏开启了篡权之路。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封晋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被司马昭的死士杀死，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灭蜀汉，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进位晋王，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晋代魏，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东吴，实现全国统一。
司马懿机关算尽，最终使得天下归于典午一家。然而，历史留给我们的却是更为深沉的叹息。
每当想到晋朝，我脑海中最早浮现出来的词是永嘉之乱，是神州陆沉，是清谈和五石散。至于晋朝的皇帝，除了那个长叹“晋祚安得长远”的明君“鲜卑儿”司马绍，以及似乎有个明君架势的晋武帝司马炎和晋孝武帝司马曜，都是低能儿、昏君或是暴君。即使是司马炎和司马曜，与其他时代的明君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但这样的子孙、这样的时代，恰恰是那个多谋善断的司马懿留下来的。
人们经常把司马懿和诸葛亮进行对比，大多数时候，司马懿都被当做了反面教材，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不论是能力还是个人品行，都无法与诸葛亮相比。但是回到他们自身，去掉那些虚华的标签，我们也能看到，这只是两个生于乱世的人。司马懿少时在太学进行学习，也见到过太学生们的清议，领略过袁绍曹操带兵诛尽宦官的白色恐怖。甚至在他出仕前后，也见到了为人君者的冷酷和残忍。曹操曾为了逼迫他出仕而派了刺客刺杀他，作为曹丕的重臣他甚至无法在君王的盛怒之下救回对自己有过一评之恩的友人杨俊。诸葛亮更是从小背井离乡，甚至很可能见识过曹操屠戮徐州，泗水为之不流的惨状，亲历了乱世的艰辛。
同样是在乱世中成长的人，司马懿和诸葛亮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条只救自己，不救天下，另一条既救自己，也救天下。司马懿选择的是前者，较为容易；而诸葛亮选择的是后者，十分艰难。
诸葛亮是有理想的，他自比管仲乐毅，更是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兴复汉室的事业。但他要复兴的，并不是汉朝这块牌子，更不是刘姓一家的江山。他要复兴的，是那个政治清明、百姓和乐的先汉，而不是那个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后汉。
诸葛亮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还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他死后，仍然在他的接班人身上传承着。蒋琬大智若愚，费祎宽厚仁爱，董允刚正不阿，姜维百折不挠，这些蜀汉的重臣功过自有后人争议，但那一股浩然正气，却从未在西蜀大地上散去，直至千年之后，武侯遗泽下的西蜀，川人依旧在为武侯吊孝，白布不去首。
司马懿杀伐果断，运用阴谋杀戮的手段篡夺了政权，最后建立了属于自家的王朝，可这个王朝留给后人的，却是贾南风乱政，是石崇王恺斗富，是八王之乱，是神州陆沉、清谈误国、五马渡江，是整个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段历史。
比起东汉甚至三国初期的英雄和名士们，西晋和司马氏，丧失了一种浩然正气，丧失了理想，丧失了精神。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秦涛说：“汉末最大的弊病，乃是缺乏一种光明正大的精神。”汉末以来有理想的人很多，其中首推刘备与诸葛亮，其次是荀彧、周瑜，再次之便是曹操、袁绍、刘虞。而到了正始年间，却只剩下了对天下绝望找不到路途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嵇康、阮籍。曹操的理想早就随着自身权势的不断加强而被他自己抛弃，刘备诸葛亮的一生心血被司马懿耗死在五丈原的秋风里，到了最后那个只能哀怨地叹息几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也死在了司马昭的屠刀下。
太康之治，是西晋仅有的一点亮光，然而即使是这点亮光，依然充斥着黑暗。太康之治的背后，是羊车望幸的荒淫无度，是石崇王恺的珊瑚树、绸缎铺地、金谷园，是华亭鹤唳、菰菜莼羹，更隐藏着八王之乱的根源和五胡乱华的先声。太康之治的风评，甚至不如被辛弃疾称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那个只有半壁江山、北伐大败的宋文帝时期的“元嘉之治”。这个所谓的太康之治，不过是那个异常黑暗的时代的遮羞布。
当阴谋诡计压倒了浩然正气，当残酷的杀戮压断了天下人的脊梁骨，当严密的思想控制驱散了天下人的坚守和精神时，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匹妇皆无责，肉食者谋之”。当天下兴亡与每个人都不相干时，天下又怎能长久。
千百年来传唱的三国故事里，大多以诸葛亮为主角，而以司马懿为反派，这不是所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洗脑就能够做到的。虽然很多民众说书人或许并不知道真实的三国人物是怎样的，但他们在口口相传中记录了普通的民众对这些人最为直接的评价。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