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听得到专栏的《熊逸说苏轼》, 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苏轼在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到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这四年间,成就了我们熟悉的那位潇洒飘逸、以苦为乐、文采飞扬的东坡居士。
其实,黄州并不是穷乡僻壤,甚至算得上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苏轼落脚黄州,也并不真的被当成犯人看待,地方官经常摆酒设宴请他大吃大喝。苏轼他毕竟是个传奇人物,天下第一才子,犯的罪也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卖国求荣,只是文字狱而已,很容易赢得知识分子的同情。
到黄州的第二年,有人帮着苏轼向当地政府申请到城东的一片荒地,大约几十亩。苏轼开始自耕自种,补贴家用。他把这片田称为东坡,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东坡居士。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苏东坡这个光彩的形象。
“东坡”这个名字,不仅仅来自地理方位,还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关。白居易被贬到忠州的时候,写诗经常吟咏“东坡”。苏轼作为白居易的仰慕者,自然熟悉这个典故。
苏轼后来回顾一生遭遇,认为自己和白居易有很多共同之处,最像的一点是“安分寡求”,也就是安分守己,欲望不高, 处变如常,听天由命。
今天我们总是把“听天由命”当成贬义词,其实它是儒家君子难能可贵的操守。在儒家看来,君子的努力方向仅仅在于道德的提升,这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人生的沉浮,那都是命。
在苏轼身上,无论境遇是好是坏,该做的不是想办法改善境遇,而是永远都要返回内心,不断提升道德修养。
有关这个章节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我欣赏这种处变如常和听天由命的心态,无论人生处于什么领地,永远要返回内心,不断去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任凭舞台和角色怎么变,吾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