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方向一旦倒置，历史就可能被讲反
文｜翁卫和
看到三星堆坑里的某件器物，与中原遗址出土的东西相似，便说它“来自中原”；看到青铜铸造存在共同技术，便说它是殷周文明的传承。
这样的判断，先别忙着下。
相似值得研究，联系也应当承认。但相似本身，还没有回答谁先谁后，更没有回答谁传给谁。
别忘了，“华夏文明一脉相承”这句话中，有“传承”二字。我们不能只看到后来王朝留下的器物，却忘了它们也可能继承了更早的文明。
传承，不能只朝一个方向解释
讨论三星堆，常见的问题是：它吸收了多少中原因素？
这个问题可以问。但还应当问：这些所谓的“中原因素”，最初形成于哪里？是在某一王朝才出现，还是早已存在于更广泛的文明传统之中？三星堆与其他遗址之间，究竟是直接传播、共同继承，还是经过多地转化？
“中原”是地域概念，“殷周”是王朝与时代概念。中原地区的早期传统，不能一概归为殷周的创造；某件器物在殷周遗址中出土，也不意味着它的形制和制度含义，便始于殷周。
如果这些层次不分清楚，地域上的联系，就容易被说成王朝上的从属；共同的文化传统，也容易被说成单向输入。
金属原料、铸造技术与王权制度，是不同的问题
一件青铜器，至少有几件事需要分别研究：矿料来自哪里，器物在哪里铸造，工匠掌握什么技术，以及使用者赋予它什么意义。
矿料来自外地，不代表器物也在外地制造；工艺存在联系，也不代表祭祀对象、王统与宗庙制度完全相同。
现有研究确实提出，三星堆青铜器的范铸工艺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联系，同时也讨论了三星堆自身的分铸、铸接等技术特点。这些具体证据，应当逐项分析，不能被压缩成一句“金属制品都是中原传承”。
技术怎样传播，与文明怎样继承，有关系，却不能画等号。
认出一种铸造方法，只是研究的开始。还要解释：为什么在这里铸成人像、神树与复杂的神坛组合？是谁提出这样的制作要求？它们所服务的礼制，从何而来？
后来的遗址，完全可能保存前代器物
我提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条件判断：
假如三星堆坑的形成早于殷周，那么其中便不应出现那些确实始创于后世、并能可靠识别的殷周专属王权标识；而殷周时期的遗址，却可能保存更早时代的器物。
这里的时间关系，并不对称。
后人可以收藏、传用先人的礼器，也可能通过赏赐、迁徙、战争或宗庙承继，获得前代器物。因此，晚期遗址中出现早期器物，并不奇怪。
但一件器物要被认定为“夏王器”，仍然需要年代、铭文、使用背景及制度证据，不能仅凭它看起来古老，或者出现在后来的王朝遗址中，就完成归属。
同样，“没有找到殷周王标”也不能单独证明三星堆早于殷周。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才是可靠的王标，它是否具有排他性，以及现有发掘是否足以支持这种判断。
缺失可以成为问题，不能直接代替年代证据。
三星堆“夏世室”的研究，要在这里接受检验
在我的研究中，三星堆坑内的人像、神树、神坛和玉礼器，可能保存了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的祖祭记忆。“夏世室”的解释，就是尝试从王统与宗庙制度入手，把这些器物重新放回历史叙事。
沿着这个方向，应当追问：所谓与殷周相似的因素，究竟是殷周向三星堆传播的结果，还是双方继承了更早的传统？某些后世仍在使用的礼器，是否经历了功能与身份的改变？
不过，这一假说必须面对现有年代研究。已公布的碳十四研究，将三、四、六、八号坑的埋藏年代置于公元前1201年至前1012年的概率范围，支持商代晚期的判断。主张坑形成于更早时代，就必须具体回应样本与埋藏事件的关系及其他年代证据。
器物可以承载早于自身制作年代的祖先故事，但祖先故事古老，并不能直接证明器物和坑也同样古老。
我提出“夏世室”的研究方向，也应当遵守这个要求。只有允许证据修正判断，研究才有继续推进的可能。
考古最要防止的，是把比较结果当作历史起点
我所担心的“本末倒置”，是先认定谁是源头，再安排其他遗址的位置。
一件器物因为更像我们熟悉的殷周器物，就被解释为来自殷周；随后又用这一来源判断，证明三星堆只能属于某种既定的文化关系。这样一来，结论便有可能在比较开始之前，就已经放进去了。
判断传播方向，需要可靠的先后序列、制作证据、地域分布和中间环节。哪些证据支持，哪些地方仍有缺环，应当如实说清。
三星堆与中原的联系，值得研究；它自身保存的制度与历史记忆，同样值得研究。
华夏文明一脉相承，意味着后来的王朝也有它的来路。
考古既要寻找三星堆从哪里来，也要允许它帮助我们追问：后来那些熟悉的文明因素，究竟从哪里来。
谁先谁后，谁承谁传，不能讲反。这关系到我们最后还原出来的，究竟是历史，还是预先安排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