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公历一年的开始，阴历一年的结束总是人们最忙的时候，我也不例外，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开始想今天这个文件再不做出来可能就要下岗了，明天这个简报再不交可能就要被教训了。
回家的车票还没买，带回家的礼物还没准备，应付长辈们饭桌上“问候”的说辞还没想好，可我现在只想一头扎在床上睡到天荒地老，越是困越睡不着，脑袋迷迷昏昏，似睡非睡，意识却渐渐清明起来了，要是生活在古代，还有没有这么多无休无止的工作？有没有这么多每年不断重复的烦心事？有没有这么多压力和烦恼？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体很重，好像被硬生生地钉在地上，我试着动了动手脚，发现完全动不了，吓得我彻底清醒了，仔细琢磨了几分钟才明白，我居然穿越了，但是并不是穿越到某个人身上，我居然穿越成了某个人的影子？被钉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地上、墙上、桌子上、窗户上等等稀奇古怪的地方，难道说像我这种小人物就连穿越都不让我有个完整身体吗？穿越变得形态不喜欢可以打12315举报吗？可惜不管我怎么吐槽，都无法改变自己已经成了影子的事实。没办法，我得弄明白我这位“主人”到底是谁。
“这人谁啊？这么拽？”
“子瞻啊，你不知道？”
“苏子瞻？就是那个二十二岁进士科考中进士及第，二十五岁制科考试考了第三等的苏子瞻？”
进士及第？第三等？用得着你们大呼小叫的吗？还有苏子瞻这个名字好耳熟啊！我听到街上有两个人在“主人”背后指指点点，小声议论。
“没错啊，我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个制科考试第三等，太厉害了，想要他签名。”
“瞧你这点出息，起码也求人家做首诗啊！”
大宋朝？苏子瞻？走在大街上还有脑残粉？我猛然醒悟过来，这不就是那个做肉的东坡居士苏轼吗？感谢老天爷，虽然没把我穿成人，起码也算穿成了大名人的影子。
再看我那“主人”还想完全没听见别人的议论，脸上挂着笑，该逛街逛街，该看热闹看热闹，闲庭信步慢慢往官府衙门里走。我真是运气好啊，这要是在现代最差也是胡歌的影子。
苏轼一进去找了个地方就坐下对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老刘啊，你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怎么这么瘦？”
老刘听了苦笑一下，摇摇头说，“可不是嘛，人老了！”
“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倒想起一个典故来了。”苏轼轻笑一下。
谁都知道苏轼肚子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多，老刘就问他，“什么典故？”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颜回和子贡趁孔子还没到学校的时候跑到外面溜达，正在集市上逛得起劲，远远看到孔子慢悠悠地往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了。两人一看不好，赶紧溜吧，被老师抓到要体罚的，就躲躲闪闪地跑，看到一座小石塔两个人躲在后面，孔子也没看到他们就这么走了过去。老刘，你知道这塔叫什么名字吗？”苏轼问他。
“哎，这真不知道，也没听说过这个典故啊。”
“这塔叫做‘避孔塔’。”苏轼回答。
避孔塔？这是什么塔啊，我一转眼看到刘贡父迷惑的样子，突然醒悟过来了，这老刘因为生病，脸都瘦得只剩把骨头了，鼻子都塌下去了，可不是“鼻孔塌”吗？
“哈哈哈哈，”伴随着苏轼的笑声，我也跟着抖动起来了，这苏子瞻真是厉害，看了老刘一眼就给人取了一个“塔号”，跟着他以后都不用刷微博看段子了。
他给别人起的外号可不止这一个，有次我们去吕大防的府邸，这个吕大人在睡午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把苏轼无聊地就差挠墙了，在角落里暗中观察吕大防养的绿毛龟，这时候吕大防醒了见苏轼问，“没见过吧？这可是珍惜的绿毛龟。”
苏轼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种龟你肯定也没见过。”
“是什么龟？”吕大防来了兴趣追问他。
“六眼龟。”苏轼回答他。
“六眼龟还真的没听说过，真的有六只眼睛吗？”吕大防又问。
“这种六眼龟不但少见，而且金贵，它睡一觉抵别人睡三觉。”苏轼一边回答他，一边偷笑。
这不是把吕大防比作六眼龟，嘲笑他睡太久吗？哈哈哈，不愧是大文豪就是厉害，我也跟着一起笑了。
苏轼编得这些笑话数不胜数，身边的熟人无一幸免都被他笑话过，可这有什么？普通人能编出这样的笑话来吗？只有脑子转得快，书读得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有些人被他一顿玩笑脸憋得通红，被堵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有本事就反驳回来，没办事任由我家大佬嘲笑，本事决定一切当然也有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比如说苏轼的第一任上司陈公弼，这家伙仗着自己年纪大从来就不把我家大佬放在眼里，整天针对他，别的有些眼力见的同事叫苏轼“苏贤良”，陈公弼居然就把这么叫的人拉过来打板子？这不是打我家大佬的脸吗？
还有一次官府聚餐，苏轼不肯去，陈公弼这么打他脸他会去？他就算想去我把他绊个跟头，像陈老头这种人以为自己官做的大就能以大欺小吗？实话告诉你陈公弼再过一千年绝对不会有人记得你，但是永远有人记得我家大佬，你凭什么这么羞辱他？
没想到苏轼没去，又被陈公弼抓住把柄罚款了，规矩是规矩，不过就是一顿聚餐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那个可是苏轼，我家大佬啊，要不是我现在是苏轼的影子动弹不得，我非要把你这个陈老头的胡子都拔光，说到底我这最多算小孩子恶作剧，还是我家大佬有办法，他来了个千古留名的报复办法。
陈公弼造了一个小亭台，取个名字叫做“凌虚台”，让苏轼写篇文章刻在亭台边留念。
这个时候你想起我家大佬是名人了？是国际巨星？晚了，你走着瞧吧！
苏轼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凌虚台记》上面写道：“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意思是指陈公弼想用一个小亭台来获得自我满足，在世人面前夸耀，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旁边看了看，心里想着也写得太含蓄了，就这样嘲讽他？骂他啊，写清楚骂他，你以前那些“避孔塔”、“六眼龟”的典故都拿出来，臭骂他一顿，看他敢不敢在你面前摆架子了，骂得陈公弼哑口无言。
没想到苏轼放下笔不再写了，不过论嘲讽这篇文章也够了，不知道接下来陈老头怎么报复苏轼。没想到的是陈公弼根本没有报复苏轼，反而让人原封不动地把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旁边，果然是被我家大佬的盛名震慑到了吧？
陈公弼不报复他，他倒不开心了，不过也对。一篇文章就把陈公弼打倒，这敌人也太好对付了，我想安慰安慰他，以后会有难对付的敌人出现的，没想到听苏轼这么说，“陈公这是为我好啊……”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作为一代文豪，苏轼不就应该受万人爱戴吗？这个陈公弼针对他，难道不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还是为苏轼好呢？灯影晃了晃，我也跟着微微抖动着。
在中央朝廷当官的那段时间我家大佬明显不开心，宋神宗要搞什么改革变法，王安石弄了一大套变法措施，苏轼没一项看得上眼的，改革可以必须要循序渐进，哪有这种一刀插进国家肚子里直接刨开看里面有什么毛病的改革？王安石当然也看不惯苏轼，拉着神宗的大旗把我家大佬赶去了杭州。
在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近十年的知州生涯大概是苏轼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他整治了杭州西湖的水患，清理了湖底的淤泥，建造了一条千年之久的景观河堤。他把办公室搬到了西湖上，办公、游湖、工作、休闲都集于一体了，傍晚下了班到灵隐寺和僧人吃斋论佛，漫步回家，遇到几个朋友就大醉一场，写写诗文，只有那个时候的他才写得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种缠绵中带着潇洒，潇洒中带着超脱的诗篇。
我对他还是这么崇拜，他说什么都是对的，说他错的人就是错的，我比他的任何脑残粉都要维护他，听到一丁点对他不利的话我就想打人，虽然只是通过拼命晃动身体表达自己的愤怒，也很少有人会发现吧？
这种安稳的日子过得久了，我隐隐觉得苏轼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自在，他的理想确实是造福于民，他建医院“安乐坊”，造孤儿院“育儿堂”，徐州发大水，水位高两尺八丈，他找专家、请军队、组民工，在徐州的城楼上住了七十多天，一直看着洪水退去才走下城楼。作为父母官他审案断案，处理地方上细枝末节种种事务，可他远没有看起来那么洒脱，他想站在权力的制高点从大局出发改革这个国家，宋神宗迷信王安石，苏轼就注定会成为被抛弃的那一个。
每每太阳升起，我渐渐出现，看着慢慢露出老态的苏轼会向朝阳祈祷，希望皇帝能看看这个人，起码听听他说话，让他回朝廷。
上天用另一种方式听到了我的话，在苏轼四十四岁那年，他一大早在湖州的衙门里办公，远远传来急促又嘈杂的脚步声，那人走近才发现是苏轼弟弟苏辙的家仆，“我家老爷派我给大人送口信。”那人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地说。
“你说。”他也紧张了起来。
“朝里来了个皇甫遵，听说是来抓您的，您要有点心理准备。”
“抓我？为什么抓我？”他的脸色一点点变了。
“大概和您写的东西有关，小的就知道这么多了。”那人看了看四周躲了出去。
我眼睁睁地跟着他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叫了个奴仆进来交代了几句家里的事，继续回到办公桌前工作。
下午的时候，那个皇甫遵就来了，气势汹汹一进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有没有免死铁券？”
苏轼摇摇头算回答了。
人都没有抓，案子都没审，上来就问有没有免死铁券，这一去还能回得来吗？我很担心，又说不出话来，转念想想这可是苏子瞻，一代文豪，能说会道，一定能为自己脱罪的。
“那好，苏子瞻言行蛊惑人心，反对新法，我现在奉皇命把你带回汴京。”皇甫遵说话又大声又快，生怕我们跑了一样，他挥挥手，手下人就把苏轼五花大绑，一句话都没让他留把他押上车。
苏轼，你别怕，还有我陪你。
这一路应该是苏轼这一生最难走的一条路，他是囚犯，只有冷嘲热讽，没有歌功颂德，我已经听惯了赞美他的话，连一点点质疑都受不了，可这一上来不是质疑，是押送人员的羞辱和谩骂。
我也见到了完全没见过的苏轼，他颓废、抑郁，平时最是能说会道的他，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了，他想死，那次走到一条河边，他疯了死的往河里走，我想拉住他，可我做不到，还好同行的押送人员把他拉住，他还在衣服里藏了毒药。这是我认识的苏轼？这是那个意气风发、目空一切、一身正气无所畏惧的苏轼？从一开始的难过，转化为愤怒，苏轼你真没用，我看不起你！
到了汴京他就被关了起来，审问之前先是一顿拷打，文人出身的苏轼哪里受过这样的罪？看着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苏轼，除了心疼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在来汴京路上死了算了。
那群所谓的改革派拿着苏轼按照朝廷惯例写的三百多字《湖州谢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给他总结了四大罪状：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蛊惑人心；诋毁圣誉。在他把写得文章一篇篇找出来逐字逐句的研究，有这个时间到底干点什么不好？拿出这些诋毁苏轼的精力去改革恐怕变法早成功了，但是他们偏不，就要斗倒苏轼，说不过他就打，出口心中恶气也好。
越来越多的人向苏轼砸石头，上到宋神宗，下到看管他的狱卒，中间还有无数曾经被苏轼开过玩笑的人，现在都成了攻击苏轼的对象，他们拿着石块想看看这个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的人是不是和普通人一样，长着一样的骨头，流着一样的血，在拷打下会和许许多多人一样跪地求饶。
“祸从口出”四个字突然跳出进了我的脑海里，如果苏轼没有那么优秀，嘴皮子没有那么利索，他还会成为如今的阶下囚吗？如果他没那么出名，会成为改革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吗？他的成功在这个时候成了他最大的祸患，可他的优秀还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了他一命。
当我和他都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先是他在朝中的朋友纷纷站这个风口浪尖站出来了，再是一些保守派的官员也站出来求情，随后连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人物也站出来了。这些人不管是出于利益还是感情，他们都明白苏轼的罪在于心直口快，可他的心却是为国为民的好心，因为政见不同就要杀他，太可惜他一生才情了。就连宋神宗自己都舍不得，他问左右，“苏轼和李白谁更厉害？”
“两个人应该差不多。”左右回答他。
“不对不对。”宋神宗摇摇头，“李白有才情却没有苏轼的治世之才。”
宋神宗肯定了苏轼的能力只是不能为自己所用，最终决定饶他一命，把他赶到黄州当个犯官，这场大宋闹剧“乌台诗案”就算告一段落了。
和苏轼一起踏上去黄州的路，我明显感到他的背弯了，年近半百，本来应该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挫折直接摧毁了苏轼的意志。凭你再怎么能说会道一个大字不识的狱卒就能要了你的命，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没用的书生还当他做什么？我把自己的身体拉得长长的，想尽办法远离他，我讨厌闻到他身上引颈待戮的死亡气息。听说他第二位王夫人把他留在家里的作品都一把火烧了，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这有什么好惋惜的？王夫人烧得对，这种东西写了有什么用，差点就要了你的命，反正你也快五十岁了，当个普通小官没什么不好的？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情绪一直很低落，身边没什么钱，可是全家二十多口人等着他养，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幸好当地的官员给了他一间在江边的废弃驿站，说是驿站，其实就是一间大通铺，非常潮湿阴冷，他却给这个大通铺起了一个名字叫“临皋亭”。你都这样了还给它起个名字，矫情不矫情？ 我心里愤愤地想。
苏轼又找了一个地方盖了五间瓦房，四周墙壁画上雪景，起名“雪堂”。什么雪堂，就是五间破瓦房，我觉得他可笑。
他在黄州东面的小山坡出开垦了五十亩荒地，自己带着全家人种菜种粮，因为这块菜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东坡居士”的号，亏你还是个文人，还下地种菜把脸都丢光了，还自己起个号到处宣扬，我看不起他。
因为他的官职没有什么权力等同于一个没关进监狱的犯人，所以他没有那么多公事，闲了就在街上乱逛，看看这个卖菜的卖什么菜，和那个挑水的聊聊天。你就这么无所事事吗？我已经彻底地看清楚他了，或许那些弹劾他的人说得都没错，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宋代“键盘侠”。
他又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写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怀古》，心境一点点变了，他用力描绘着这个广大的世界，把自己无限的缩小。
他真的这么没用吗？真的被世人唾弃吗？我心里起了疑惑。
那次苏轼病了，闭门在家几个月都没出门，又不能发个微博或是朋友圈，没有网络可谣言传播还是很发达的，大家开始谣传苏轼死了。居然陆陆续续有许多人登门拜访，苏轼被没有被人遗忘，他还是那个文坛领袖，或者说经历了乌台诗案和在黄州这些年的时光，让他文坛领袖的位置越来越稳固了。他的眼光不在只是当下和更早的困境，也不会去留恋过去的辉煌，而是着眼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用自己才华向世人展现一个“死而复生”的苏轼，他又活过来了。
我想起了苏轼曾讲的那个故事，“从前有一只蚂蚁，不小心落入一个小水洼，拼命挣扎逃脱，终于一片树叶落下，蚂蚁游到了树叶上飘离水面，蚂蚁回到家向家人说了自己‘英勇’的事迹，在人类看来都不如绿豆大的事，可在蚂蚁看来就是英雄事迹。那么我们人类的事情，在宇宙的大范围不也比绿豆还小吗？”
我慢慢了解了他的改变，有自信、更淡泊、笑着面对平淡这个世界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活着，我贴近他的脚边，他也有血有肉，不是天上的神仙，他也会犯错，他顾全不了所有的人，可他能顾全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好，这就足够了。
当我和他都慢慢适应了这种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命运又向我们招手了，宋神宗过世，高太后执政，重用保守派，司马光被召回朝中当宰相，司马光举荐的第一个人就是苏轼，他又一次踏上重返朝廷的路。
回去的第一站是去看一个朋友——王安石，因为他的变法，苏轼正当盛年被调离汴京，在地方上一转就是快十年，因为他的变法，苏轼在御史台几次差点丢了性命，可也是因为他变法的失败，苏轼又获得重新登上政坛的机会，成也萧何败萧何。
说他们是仇人，可以；说他们是同僚，可以；说他们是朋友，实在有点勉强。
我理解现在的苏轼，说到底他们被政治迫害的人，王安石也吃足了苦头，每每和苏诗讨论一两句政事马上就会闭上嘴，不敢继续说了。在文学上两人非常投契，即使政见不合并不影响他们做朋友。苏轼在王安石家住了快一个月，王安石极力邀请他住在自己旁边，别回去当什么官了，还不如两袖清风逍遥自在。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退多好啊，我默默地想。
不久苏轼就在常州买了一栋房子，他也想退休了，可是太后的命令不能违背，他还是去了汴京。十七个月他从黄州一个犯了罪被看管的官成了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一个替皇帝草拟重要圣旨的官员，比如此立皇后和立太子的旨意。看着身披紫袍的苏轼我看不到他在黄州时的淡然，也看不到他初入官场的意气风发，只有处理政事时的认真和漫长的疲倦。同样是保守派，苏轼和司马光的分歧越来越大，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如果王安石变法里有可取地方可以继续沿用，可是司马光则抱着全面否定变法的态度，坚决要求把所有王安石的变法都撤销才能彻底消除革新派的势力。
又是漫长的争论，打口水仗，谁也说服不了谁，他厌倦了，他只想做点实事都不是把优先的生命耗费在永远无法停息的党争上，苏轼终于放弃了斗争请求外放，这样很好，只有那个活在山水间，活在百姓中的苏轼，才是活着的苏东坡。
苏轼外放没多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继位，这位皇帝还不如他爸，宋神宗起码还承认苏轼是有真才实学，他才不管这么多，一个月只能先是把苏轼贬到惠州，苏轼在那里呆了几年直接把他贬到海外去了，苏轼不能不在六十多岁的高龄去了海南岛。
而此时此刻的我早已没有了愤怒、怨恨和蔑视，怎么样都好，能安安静静的生活都很好。
北宋时期的海南岛可不是现代社会的人间仙境，那里缺医少药，生活非常苦，我们却活得很安逸，在惠州苏轼用吃螃蟹的办法吃羊肉，买一条羊蝎子先放在水里煮，煮熟了撒上酒放在火上烤，用针一点点的挑着羊骨缝隙里的肉吃，工序很麻烦吃起来却异常美味，比起以前大口大口地吃着东坡肉的苏轼，在吃这种羊蝎子的时候异常的满足。
海南岛上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苏轼最喜欢的三件事就是梳头、午睡和泡脚，他已经老了，虽然仍抱有理想，可他知道想实现已经很难了，我看着这样的他无比满足，因为他这一生想做的事都做了，至于有没有做成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苏轼熬过了宋哲宗，宋徽宗继位，赦免了他，他一心想去常州安度晚年，那一年他六十五岁了，这条回去的路对他来说是在太长了，他终于病倒了，一病不起，友人和孩子被他叫到跟前。
他床前的灯忽明忽暗，我也颤抖地厉害。
“把灯点亮一些吧。”他吩咐小儿子，“我死以后，你们不要哭泣。”
“没错，子瞻是要去极乐世界。”他的一个友人附和他。我摇摇头，他哪里也不会去，他只想活在当下。
苏轼笑了笑，“极乐世界有谁见过呢？我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要用哭泣来送我？人活一生把精力寄托在虚无的事情上，哪有时间做有用的事情呢？”
“爹”、“子瞻”儿子和友人的呼唤他不在回应了，而是伸手摸了摸墙壁。
“老伙计，你说对吗？”他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他在对谁说，只是灯越来越暗，只能听到其他人的哭声了，我渐渐地从墙壁上隐去，屋子里的灯终于熄灭了。
一代文豪苏轼毫无遗憾地去世了，终年六十六岁。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人生有时候还没有一场梦来得长，有人的人生还不如梦绚烂，苏轼的人生却比梦还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