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刺杀辱母案发生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而在南宋末年词人周密的《齐东野语》中，就记载了一件刺杀辱母案，我们来看看当年是怎么断这个案的。
南宋绍兴年间（1157年）绍兴府，状元王佐母亲的坟墓被人盗掘，遗骸被乱丢于荒野，当地衙门却迟迟破不了案。王佐的弟弟王公衮，是候补乌江县县尉（相当于县警局警长）,亲自出手抓捕了挖掘母亲坟墓的本村无赖嵇泗德，押送到绍兴府治罪。按照《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嵇泗德显然已经触犯了死罪，不知为什么绍兴府却给嵇泗德判了轻刑。王公衮得知后不胜悲愤，灌醉了监狱的守卒进了牢房，一刀结果了嵇泗德的性命，斩下脑袋到衙门投案自首。
在中华法系中，这类“刺杀辱母者”的血亲复仇，一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即便在现代法治国家，通常也会归入暴力型“私力救济”的范畴，跟一般杀人罪行不太一样。《宋刑统》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又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据此法意，“刺死辱母者”显然属于“情理可悯”的行为，对这一刑案，地方无权作出终审判决，需奏请中央法司裁决。
因此，绍兴府将王公衮系狱之后，马上呈报朝廷裁断。王佐当时是吏部员外郎，得知弟弟杀人入狱，上书愿意用自己的功名、官职来替弟弟赎罪。宋高宗下诏让给事中杨椿、权中书舍人张孝祥等人议法，这叫做“杂议”，是宋代裁决疑案的一项司法机制。
南宋延祚一百五十多年，在经济、文化都有很高的成就，但现代人一般只知道宋高宗残杀岳飞、北伐屡屡失败，对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英才不甚了了。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豪放派词人张孝祥，3年前洋洋洒洒的万言策论，以俊逸的文风和遒劲的书法得到宋高宗的青睐，力压殿试第一权相秦桧的孙子夺得状元。在此次议法中，这个从政不到两年的菜鸟，慷慨陈辞最终一言九鼎。
张孝祥认为，血亲复仇乃是自然正义的表现，但是，如果任由复仇行为肆行，则天下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死循环。故而需要国家立法控制私人暴力，由法律来实施正义。为人子者，当他们的父母不幸被人侮辱、杀害，却不敢以私人暴力复仇，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将会给他们主持公道、实现正义。
王公衮抓获嵇泗德，若是私自杀了，也不违自然正义。但王公衮没有杀人，而是将贼人交给法庭。按大宋律法，嵇泗德理当判死刑，此人伏法，即表示法律为王氏兄弟伸张了正义，这也是王公衮没有私自复仇的道理。
王公衮之所以最后杀了嵇泗德，是因为法律没有替他受辱的母亲讨回公道。假如嵇泗德法不当死，而王公衮杀了他，那显然需要问王公衮杀人之罪；但现在分明是嵇泗德罪已至死，却被法庭故纵。看着掘墓戮尸的贼人逍遥于法外，请问如何告慰受辱的母亲地下之灵？为人子者又如何心安于人世间？因此，王公衮杀嵇泗德，合乎自然正义，也不违背国家立法的精神。
张孝祥提出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赎罪之请，请朝廷驳回；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
张孝祥的演说，显然说服了议法的同僚，他们一致同意张孝祥的看法，呈报给皇帝。宋高宗诏：“给舍议是。”命王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王公衮不用负刑事责任，只是他毕竟杀了人，所以还是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
张孝祥提出的裁决意见，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世及后世的学者，但凡提及王公衮复仇案的人，都一致认为王公衮无罪。明代学者丘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为王公衮受了行政处分而鸣不平：“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