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查阅《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辅导》，《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等著作，由此契机走进富有时代色彩的“怪圈”鸳鸯蝴蝶派。

       在这过程中有着百思不得其解的之事：为何系一通俗文学流派，竟与当时政治格局相联系；竟使得探究时代风云，轰动一时的文坛大家，引起争议；尤其是竟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惨遭风流云散消失了几十年后，却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戏剧性地重新复活。由此，我陷入了鸳鸯蝴蝶派在历史进程发展的怪圈循环。

      鸳鸯蝴蝶派是由清末民初以文学杂志为纽带，承袭中国古代小说，发端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动辄以“一双蝴蝶，卅六鸳鸯”比拟才子佳人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当时广受欢迎的以才子佳人情节为主的市民小说，包括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异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

       任何的学术活动都不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那鸳鸯蝴蝶派时怎样进入历史的，在清末民初，这个文学集团是怎样嵌入二十世纪初上海那个纷繁动荡而有相当活跃的文学时空。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在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四民社会，就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级组成的，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自改革”的实施，晚清废科举对江南士子的社会流动的影响，一些江南士子进入附近的口岸城市，脱离儒生举子著小说。

       成因分析：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清末社会的动荡和殖民化的加速，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散了架，错了威的南方文化碎片，于多种西方因素意象类别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新的经济行为，文体，社会和文化机构，这也是上海的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学外文时开眼看世界之始，开书店时传播知识的开始，办报纸时从一个传统的科举士子转换成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经过这样的文化历练和为了生计，进入附近的口岸，从事起近代文化传播的新事业。

      社会接受：鸳鸯蝴蝶派的认同基础，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像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真可谓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有着政治鼎革时大批在清王朝做官的遗老遗少或是退休的军阀为避免政治纠葛到上海定居；有着新知识界崛起产生的文化人---报馆书局的编辑作者，新学堂的青年学生，学校教师，革命宣传家等；有着帝国殖民事业的买办阶级以及民族企业家商人阶级；这些阶级恰好便是鸳鸯蝴蝶派的读者群的主体，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接受，职业化使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群体深深嵌入口岸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

       衰落缘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得以存在的自由经济体系和政治基础真正完全丧失，在市民文化体系上没有立足之地，以及口岸城市的殖民体系全部崩解，这个职业化的文人群体无发获得结构性，制度性的适应，所以作为一个流派风流云散。

       何为借尸还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确定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在追求学术独立研究的创新和突破下，在放逐诸神，推翻经典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重造新神，再立经典，鸳鸯蝴蝶派的价值被放在新的天平上重新掂量，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经过半个世纪的埋没，鸳鸯蝴蝶派被重新打捞起来，己经打磨，又放光彩。

       亦有惊叹我于鸳鸯蝴蝶派态度的转变，原本，在我看来它只是个死物，现在我好像能透过它领悟那时正处于黑暗时期上海口岸城市的繁华和孤寂，体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变化，真切感受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报国无望的绝望和堕落，那种来自封建文化和新文化带来的冲突与挣扎，以及社会阶层的怪诞和荒谬腐败和文学家对鸳鸯蝴蝶派的种种评价。这也让我感觉到了鸳鸯蝴蝶派的怪圈之处。

       本时期的小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多元的探索。民初倾向以消遣游戏为主，以周瘦鹃继王钝根主编《礼拜六》杂志标榜其休闲，趣味的风格。

       小说写作的市场化规定了他为市民服务的文学位置，而市民社会的求趣，求乐的文化观和意识形态，必然使这群小说家的创作走了娱乐化和趣味主义的路子，而市民阶级能够在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空间里安妥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理想，满足他们的欲望。

       鸳鸯蝴蝶派身处于告别革命时代民初文坛，娱乐化是民初文学期刊的趣味主义倾向，喜欢骈四骊六，崇尚风花雪月，关注鸳鸯蝴蝶，是民初口岸文化中政治冷漠，求趣求雅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在残酷的现实和危亡的果实面前的无力感于虚无感，任何观念的东西，都能找到它现实的对应物。

       文化革命对鸳鸯蝴蝶派小说而言，主要是内容与价值观观上的革命，不像新诗的语言革命那样的尖锐，段裂而是文体叙述的创新。新文学的提倡者从一开始就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不满，甚至将之及排斥在文学之外，最早为之总结，并发起攻击的应该算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再然后是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学家，当时的文学史几乎不约而同的称其为“小说逆流”“小说的反动派”“文坛逆流”。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鸳鸯蝴蝶派摇摆于各种矛盾之间，狭邪小说 公案小说 谴责小说这些作品没有被贴上特许的现代标签，但是却是二十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尽管这些批评看似多元，其实，它们全指向同一个观点，亦即文学的发展必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尤其是从非现代的时期到现代的时期。颓废之风在启蒙之内发生的，它对转正常为异常更是必要条件。

       鸳鸯蝴蝶派中最具影响的是被誉为“五虎将”的徐枕亚《玉梨魂》，李涵秋《广陵潮》，包天笑，周瘦鹃《礼拜六》，张恨水《啼笑因缘》以及平江不肖生向凯然《江湖奇侠传》，所谓“血管里喷出 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沿海商业居民文化换言之，现代城市能够而且确乎给予其居民人身的自由即马克思所说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和多元的价值选择即商品经济对生活内容和方式的渗透及组织，但代价却是体验枯寂和苦闷的可能，焦虑其实是对自由的体验，《礼拜六》鸳鸯蝴蝶式通俗文学在表意上可能会认同传统的前现代的价值和观念，但在运作上却是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摒弃，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叙事行为，所包含的具大的平民化，调节功能价值观念深层的矛盾冲突，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开放的社会，所必须经历的困惑与阵痛

       所谓的黑幕小说，其实仍然多出自鸳鸯蝴蝶派作家之手，然而在众多情况下不承认黑幕小说是鸳鸯蝴蝶派的，只是概括性的用分支在模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不禁在想，是否现当代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捧得过于高，甚至被推至高出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地位，于是对于黑幕小说不可取的就摒弃掉，既然如此，那为何在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同样都有发表的作品，这些被评判的已成为经典的作品，为何还会有如此多的诟病，实在让人难于费解，正如《官场现形记》已被批评的一无是处，却在如今仍有出版，《留东外史》的评价也是喜忧参半，可有争议也是一种成功，为何？这也成为了我关于鸳鸯蝴蝶派价值取舍的怪圈。

       观念革新于多维视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而没有断裂，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尽力寻找全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

       政治鼎革与文化变迁：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对鸳鸯蝴蝶派开展持续不断的历史面貌的恢复工作，着其实是为了配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

       九十年代重新发现鸳鸯蝴蝶派，给人相见为晚的感觉，以及当下过度拔高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其实也是符合当前文学资本化的新的意识形态。

       这些的种种让镶嵌在清末明初和现代中国几十年斩不断，拆不散的命运关联的鸳鸯蝴蝶派似乎陷入了怪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