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模糊而遥远。好像彻底的无忧无虑、不谙世事的时光我未曾经历过，或者只是一个朦胧的梦影。
母亲说我走路晚，我们家从村庄的东头搬到村中间时，我一周岁多了，路还走不稳。那时的房子是有高高的木门槛的，母亲说每次迈门槛我都无比吃力，还常常跌跤，跌痛大哭。也是一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发烧，昏迷不醒，母亲喊我的小名儿，我毫无反应，母亲吓坏了，以为我快要死了。当时父亲在乡办企业工作，不在家，母亲就和比我大11岁的大哥赶着村里的马车急匆匆把我送去乡卫生院，打上点滴后，夜里我的烧退了，母亲坐在我小小的身子边，俯下身轻轻唤我，我应了一声，睁开眼。看着活过来的我，母亲一下子泪如雨下。可惜这些我都不记得了，只是长大后听母亲说起过。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父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母亲下田干活儿，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看家。一次，村里来了一个走街串户卖东西的男人，我和弟弟正在炕上玩耍，那人从房子西北角的院门进来，走到我家窗前，嘴里呜里哇啦说着我和弟弟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我和弟弟以为是来了坏人，吓得大哭起来。那人见状，没进屋，在院里呆站一会儿，走了。那人走后，我和弟弟还是瑟瑟发抖地在炕稍的柜子边挤做一团，不敢下地，不敢吱声，大气儿都不敢出。正在我俩茫然无助的时候，西山墙上的挂钟“铛铛”地响了起来，不期而至的钟声莫名地给了我勇气，我大声说“钟打点儿了，钟打点儿了”，弟弟也学着我喊“钟打点儿了，钟打点儿了”，然后，我和弟弟一起大笑起来。
当时村里有一户贾姓人家，他家有一个叫小华的女孩，和我年龄相仿，喜欢无缘无故地打人、挠人，我像怕鬼一样怕她。每次我和弟弟去找堂舅家的小军玩儿，都要经过小华家的门口。我和弟弟总是要先侦查一翻，看街上有没有她的踪影，然后悄悄地溜过去，到了她家门口，飞奔而过，一直跑到小军家的院子里才敢停下来。有时明明没看到小华的影子，等我和弟弟走过去，她却从埋伏的家门口高高的粪堆后面一冲而起，凶神恶煞一样地扑过来，我和弟弟大叫着向家的方向夺路而逃。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件，我们几天都不敢再往小华家的方向去。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满心欢喜地走进村子里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小小校园。班里有个同族远房姐姐，长我两岁，长得高高大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了同龄孩子少有的恶意。终于有一天，放学时，在校门外转角处一个必经的僻静之地，她纠集起一群女孩子，站成一排，每人手里拿根树枝，我经过时，她们扬起树枝，依次打在我的身上。以后每天放学，这一幕都会重演，那些女孩扬起树枝时不敢看我，树枝高高扬起，却轻轻落下。我想她们是不想打我的，但也和我一样害怕那位远房姐姐。我无处可逃，尽管打的没有多疼，心里却充满忧伤。一天晚上，上中学的二哥看到我偷偷落泪，反复追问，我说出了实情。第二天，我还没有放学，二哥就来了。这个时间从八里地外的乡中学赶回来，二哥一定是逃课了。二哥先是站在教室门口往里看。老师过去问二哥：你干啥？二哥倔强地说：不干啥。下课铃响了，老师走后，二哥走进教室，径直走到我那位同族姐姐面前，一手揪住她的衣领，扬起另一只手给她一纪响亮的耳光，然后用手指着她的鼻子，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以后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家小冬，我就整死你。”说完二哥转身就走。教室里死一般的静，我那位同族姐姐咬着嘴唇，没敢哭。我长出一口气，心底却没有报仇的快意，而是五味杂陈。从那以后，那位姐姐再没有欺负过我。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她嫁到了另一个乡镇，我便再没有见过她。
我八岁的时候，大哥和本村一位高高瘦瘦的姑娘定了亲。我小小的心里满是欢喜和甜蜜，为大哥即将有了自己的小家，为我即将有一位嫂嫂。转年，大哥结婚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结婚那天，别的场景我都淡忘了，只有大哥大嫂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三鞠躬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的大嫂，比定亲时又消瘦很多。我还不知道大嫂已经重病在身，而大哥和母亲是知道的，结婚前也曾有同村人劝母亲让大哥退婚，母亲不肯，说那样会良心不安。
大哥结婚后分家另过，不久就带大嫂去沈阳看病。那时正放暑假，大哥家养了几只羊，我每天都要去村子北边的草地上给大哥家放羊。草地上放牧牲畜的人很多，我总是躲得远远的，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和忧伤。我害怕极了，怕大嫂会死去。我想若大嫂死了，大哥可怎么办呀。我想着可怜的大哥，想着母亲哀伤的眼神，落下泪来。我多么盼望能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从天而降，给我一粒能治好大嫂的病的神药。
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里，小小的我是怎样的难过忧伤、度日如年。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始懂得惦念，开始关心家里的生计，开始在意母亲眼角的皱纹和两鬓新添的白发，并为此感到心疼。从那一刻起，我的童年，结束了。
后来大嫂当然没有死，大哥一家现在还生活得好好的。
而我那遥远的童年，常常还会依稀出现在梦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