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话虽说出自于班固的《汉书》，但是与老子的《道德经》还真有莫大的关系。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故而“察见渊鱼者不详”，故而“水至清则无鱼”；老子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而“人至察则无徒”。

孔子拜访老子离开时，老子赠送孔子一番话：“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庄子·外篇·天道》）

聪明而深察，并不是过错，又有哪个能人是可以随便被人蒙蔽的呢？但是如果自恃其能，因为能察见别人内心中的隐私，而去宣扬并讥讽别人，这就是过错了。善辩并且明白四达的人，并不是过错，但是如果自恃其能，因为能得知别人的错处，而到处去宣扬别人的不好，这就是过错了。

三国时的杨修，可谓是极聪明的人，他能通过曹操一句“鸡肋”，而判断出曹操想要退兵的意图。但他宣扬到人尽皆知，就是为自己招灾引祸了，最终杨修因为自己显露在外的聪明而被杀。

所以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是老子昏头昏脑，弄不清状况吗？并不是，老子只是不像俗人一样表现得昭明细致，而是“执左契，不责于人”。就算掌握了你的证据，摸清了你的底细，也不会因此而责问于人。

人不能太过精明，过于精明的人，人人在你面前无所遁形，这叫作“光而耀”。耀眼夺目到刺眼，就不会有人肯接近，肯亲近。所以“人至察则无徒”，没有人肯跟随。

而如果国家的政令过于细密，就好像捕鱼时使用“绝户网”一样，网眼小到连鱼苗都钻不过去，久而久之，鱼儿也就绝种了，无鱼可捞。

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制订了较为严苛的律法，用解缙的话来说就是：“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见《明史》）。人人有过，人人都是待罪之身，又岂能定下心来安居乐业呢？

鱼儿为什么不能脱于渊，因为鱼儿也需要有自己的成长空间，需要有自己的安全感。人不是同样如此吗？如果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目之下，恐怕连睡觉都不会安稳的吧！

所以治理国家，要“其政闷闷”，行宽厚之政而不能政令繁苛。倘若不论民众身在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政令的打扰，又如何肯安稳下来，产生久居之心呢？国至察，同样也会“无徒”。故而老子说：“ 太上，下知有之”，最高明的领导者，下属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而已，因为日复一日都不会受到他的打扰。

渊，深渊，深不可测的意思。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的作用不会穷尽，因为它就像深渊一样深不可测。如果池子里的水过于清澈，一眼就能看到底，那么也就不复为深渊矣，也就不具备能够衣养万物而取之不尽的特性了。所以老子说：“莫知其极”，才“可以有国”；沌沌兮，才足以养人。

深渊，是鱼儿的养育之地；民众，是国君的养育之地；国家，是国之利器的养育之地。如果国家的军队，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又何谈是国之利器呢？故而深渊可以养人，可以养器。如果时常把利器拿出来赏玩，“揣而锐之”，则“不可长保”。

鱼不可脱离于深渊，否则很容易被人捕去；君不可脱离于民众，否则很容易遭受危险。在人群中彰显自己，拔高自己的，就好像鱼跳出水面，脱离了自己居住的深渊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存身之本，则难以生存，难以持久。

战国时，齐国的靖郭君田婴准备在封地修筑城防工事，有个门客用“海大鱼”三个字劝谏他：“你没有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鱼网钓钩对它无能为力，但如果因为得意忘形离开了水域，那么蝼蚁也能随意摆布它。”

“以此相比，齐国也就如同殿下的水，如果你拥有齐国的保护，又何必在封地修筑城防呢？如果你失去了齐国的保护，就算你把封地的城墙筑得跟天一样高，又有什么用呢？”于是田婴停止了修城的事。

正因为鱼儿要潜藏深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以“察深渊之鱼者不祥”。窥探他人的存身之本并到处宣扬，即为察见他人的“深渊之鱼”，会遭到被察之人的反弹。制定的规矩太过精细，甚至涉及家庭琐事、男女隐私、言行举止，就会让人完全失去存身的个人空间而难以成长。故“人至察则无徒”。

深渊才可以潜藏大鱼，小池塘就只能出产泥鳅，因为没有深厚的底蕴。表露在外的，往往只是浮华的细枝末端，如同冰山一角。真正的高人，就像庞大的鱼一样藏身于渊，不因利而出，不为名而显，逍遥自在，游于道中。

因此真正道德修养高的人，会收敛自己的光芒，“和其光，同其尘”，守其“中”，而始终不离于道。如此，方能使自己得以“养”，得以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