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汉明帝梦，感化金身，白马驮经，神到洛滨。宝刹巍峨，云外高耸，梵音缭绕，殿中繁频。清凉台上，菩提树种，齐雪庭前，贝叶更新。千载沧桑，香火鼎盛，佛光普照，普渡迷津。
其一：七律·题洛阳白马寺
白马驮经入帝乡，浮屠耸立映霞光。
清凉台上梵音远，舍利塔前松影长。
古刹千年香火盛，高僧万代法轮扬。
佛陀教化传华夏，中外文明永吉祥。
其二：五言排律·中国十大名寺之白马寺
汉帝梦金人，西天求法真。
白马驮经至，青狮护寺门。
洛城迎宝相，梵宇立乾坤。
殿耸云霄近，钟鸣昼夜闻。
菩提栽净土，贝叶写经文。
僧诵千声偈，炉焚万炷熏。
清凉台悟道，齐雪院修心。
古塔存灵骨，残碑记旧痕。
沧桑经几度，劫火历多轮。
香客八方聚，佛光四海均。
莲开参妙谛，月照涤凡尘。
法雨滋华夏，慈航渡世昏。
十方瞻圣迹，一脉续禅根。
永镇中州地，长明不夜灯。
白马驮经处：一座寺庙与一个文明的对话
站在洛阳东郊那片苍郁的古木前，白马寺的山门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泽。三门并立——空门、无相门、无愿门——佛家的"三解脱门"在此静默了将近两千年。这简朴的石砌弧券门，是中国佛教建筑最初的形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公元64年汉明帝那个著名的金人之梦，不仅引来了天竺高僧与白马驮经，更开启了一场持续千年的文明对话。白马寺，作为这场对话的第一个见证者，其意义远超过一座宗教建筑本身，它是两种古老文明初次相遇的现场，是佛教从异域信仰蜕变为华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始发站。
汉明帝派遣使者西行求法的历史细节，在《理惑论》《后汉书》等典籍中均有记载。使者们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遇到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其形象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已难辨真伪。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位"善风仪，解大小乘经"的印度僧人，带着佛经佛像跋涉万里来到洛阳时，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等待"开光"的崭新寺庙，更是一套已然成熟的华夏文明体系。鸿胪寺（汉代外交机构）的临时安置，暗示了佛教初入中土时的身份尴尬——它既是备受礼遇的"客人"，又是需要被"驯化"的异质文化。而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这种"宾礼"开始向"主客融合"转变。"寺"这一原本指代官署的名称从此被赋予宗教含义，成为中华文化对佛教最初的"语法改造"。
白马寺的得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隐喻。关于"白马"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为"白马驮经"的史实记录，一为"白马护寺"的神话演绎。前者见于《洛阳伽蓝记》等正史，记载汉使与天竺高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的艰辛旅程；后者则是民间充满想象力的创作——某位意图毁寺的皇帝梦见两匹白马绕寺悲鸣，因而回心转意。这两种叙事恰好构成佛教中国化的双重路径：上层精英通过经典翻译与义理研究进行系统接纳，底层民众则通过灵验故事与神异传说进行情感认同。而白马这一意象的选择也耐人寻味——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为"六畜之首"，《易经》称"乾为马"，视其为阳刚之气的象征；而"龙马负图"的传说更将马提升到祥瑞的高度。以白马命名中国第一佛寺，无形中完成了佛教符号与中国文化心理的第一次嫁接。
清凉台上的译经活动，是这场文明对话最富成果的现场。摄摩腾与竺法兰在此译出的《四十二章经》，虽仅三千余言，却如一颗种子，在华夏思想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这部中国首部汉译佛经采用了当时士人熟悉的语言风格，甚至融入了道家"无为"等概念，形成了独特的"格义佛教"。两位高僧的墓冢至今仍静立在白马寺东西两侧，墓碑上的"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与"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题刻，见证了外来者如何成为开创者。而随后昙柯迦罗在此译出《僧祗戒心》，确立中土戒律；朱士行在此受戒成为中国首位汉僧，更使白马寺从单纯的翻译场所升华为中国佛教制度与僧团生活的摇篮。
佛教初传时期的激烈文化冲突，在白马寺南的焚经台遗址上留下了戏剧性注脚。传说中道士与僧人的"斗法"——双方焚经以验真伪，结果道经焚毁而佛经无恙——虽被学者考证为后世附会（东汉初年道教尚未形成），却折射出佛教为立足中土所经历的艰难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发生在宗教之间，更发生在两种思维模式之间：印度佛教的轮回观念挑战着华夏"未知生焉知死"的务实传统；出家修行的制度冲击着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伦理。白马寺作为这场思想较量的前沿阵地，最终见证了佛教如何通过调整自身与中国固有价值观达成和解——正如后来禅宗将印度禅法转化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生活哲学。
唐代的白马寺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的敕修，使这座古刹焕发出新的光彩。此时的中国佛教已完成了从"格义"到创新的转变，天台、华严、禅宗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宗派相继形成。白马寺虽不再是最活跃的思想中心，却作为"祖庭"受到各派共同尊崇。这种地位在元代赵孟頫书写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中得到确认，"释源"的称号从此与白马寺紧密相连。明清时期的多次重修，尤其是明代黄锦的大规模整修，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基本格局——那些飞檐翘角的殿阁、栩栩如生的罗汉塑像，虽多为后世之作，却延续着最初的灵魂。
漫步今日白马寺，最动人的或许不是巍峨的殿宇，而是那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山门前那对宋代石马，虽非东汉原物，却在1935年迁至此地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大雄殿内的元代夹纻干漆十八罗汉像，以其"脱胎漆"工艺展现了中国工匠对佛教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东南角的齐云塔，虽经金代重建，却仍延续着"离天只有一丈八"的民间想象。这些物质遗存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文化交涉史，记录着佛教如何从外来信仰演变为"儒释道"三教之一的中国智慧。
二十世纪末以来，白马寺又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成为佛教国际交流的枢纽。日本捐资修建的钟楼、泰国风格的佛殿、印度风格的桑奇塔门，使这座古刹呈现出"中印缅泰"四国风格并存的独特景观。这种建筑上的多元共存，恰如佛教传播历史的当代隐喻：源于印度的思想经过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又传播至东亚、东南亚乃至欧美世界。每年在此举行的"马寺钟声"活动，吸引着各国信徒共同祈福，延续着白马寺作为文明对话平台的传统角色。
站在清凉台上远眺，白马寺的瓦顶在夕阳中连成一片金色的波浪。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一个文明如何以开放胸怀接纳异质思想，又如何以自身逻辑重塑外来文化。从《四十二章经》的首次汉译，到今日国际佛殿区的多元共存，白马寺始终是文明互鉴的活态见证。当我们在山门前那对石马旁沉思，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当年白马驮经的蹄声——那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而是两个古老文明在相互打量后，决定开启的一场平等而富有成果的对话。在这场持续两千年的对话中，白马寺既是起点，也是永恒的象征。
2025.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