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那辆红色的“大阳”牌电动三轮车，是他的眼珠子。
每天天不亮，二大爷就拿块破毛巾蘸着水，把车把手擦得锃亮。车斗里铺层花布，拉人载货都讲究。村里人都知道，二大爷靠这辆车接送孙子上学，闲了还能去镇上拉几趟砖，一个月也能挣个千儿八百。
那天晌午，我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二大爷家门口。院门大敞着，平时停三轮车的墙角空荡荡的，只剩下两个压扁的纸箱子。
二大爷坐在门口的马扎上，正吧嗒吧嗒抽旱烟。眉头皱着，像要把那眉心的那道沟夹死一只苍蝇。
“二大爷，车呢？”我随口问了一句。
二大爷手里的烟袋锅子顿了一下，没抬头，吐出一口青烟：“卖了。”
“卖了好几十万呢？”我打趣道，“这车才骑两年吧，跟新的似的。”
二大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声音闷闷的：“那电瓶不行了，跑不远。我寻思着换辆带车棚的，下雨天淋不着，接送二蛋也暖和。”
他说得挺轻松，可眼神却往院子里瞟了一眼。院子里静悄悄的，二大妈正在择菜，听见这话，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没吭声。
村里人嘴碎，没两天就传开了。有人说，二大爷的儿子在城里买房，首付差了五万，二大爷这是把车卖了给儿子填窟窿。也有人说，二大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揭不开锅了。
我也信了。二大爷这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家里再穷，对外也得挺着个腰杆。
过了半个月，镇上逢集。我去买化肥，回来的时候抄近道，路过了镇西头的煤场。
那是入冬后的头一场大风，刮得人脸生疼。煤场里黑乎乎的一片，煤灰卷着风，迷得人睁不开眼。
几辆大卡车正在装煤，轰隆隆的响。大车屁股后面，跟着几个推着独轮车收拾散落煤块的老头。
我正捂着鼻子快走，忽然听见一声熟悉的吆喝：“让让！都让让！”
声音粗粝，带着点嘶哑。
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推独轮车的老头，穿一身看不出颜色的蓝大褂，头上顶着个破柳条帽，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只有那双眼睛转动时，眼白还算干净。
是二大爷。
他没推那辆带车棚的新车。他推的是那种最老式的木把手独轮车，车轴缺了油，每推一步就发出“吱扭——吱扭——”的尖叫声。
车斗里装着半车从地上扫出来的碎煤渣，黑乎乎的，冒着热气。
二大爷弯着腰，两只手死死攥着车把，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蚯蚓一样爬满了一脖子。脚下的胶鞋全是泥，一步一步，在煤堆上踩出深深的坑。
我愣在那儿，脚像生了根。
二大爷显然没看见我，他正盯着前面的一块大石头，憋着一口气准备冲上去。
这时候，煤场老板喊了一声：“哎！那个老汉，别把煤渣推走了！那是我们要填坑的！”
二大爷身子一僵，赶紧刹住车。车轮子倒是停了，可因为惯性，车把一歪，“哐当”一下，独轮车翻在路边，半车煤渣哗啦啦全撒了出来。
二大爷也不恼，甚至没跟老板争辩。他赶紧蹲下身子，用那双像树皮一样的手，一点一点把洒落的煤渣捧回车斗里。风一吹，煤灰扑了他一脸，他也顾不上擦，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我想过去帮他，脚刚抬起来，又放下了。
我看见二大爷一边捧煤渣，一边伸手摸了摸怀里。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两个还热乎的烤红薯。
他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拿起一个红薯，也不剥皮，大口咬了一口。他吃得很急，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像只藏食的老耗子。红薯的热气在他满是煤灰的脸上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风吹得更紧了，那独轮车的“吱扭”声听不见了，只剩下大车轰隆隆的倒车声。
我转过身，没走那条近路，绕了一大圈回了家。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说：“你二大爷今天去镇上了，说是定了一辆带棚的新车，还要带音响的呢。”
我扒了一口饭，嘴里咸咸的，也不知道是盐放多了，还是别的什么。
“嗯，那是好事。”我说，“带棚好，暖和。”
窗外，起了风，呜呜地吹着，听着像那辆缺了油的独轮车在叫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