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美国为了对日本更好的进行管制，授命人类学家露丝·肯尼迪克特对日本和日本民族进行分析和研究，《菊与刀》便是这位作家交出来的答卷。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美国能让日本在二战中投降，《菊与刀》功不可没。
我们常常说，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日本当年从大唐回去之后，从一个原始部落变成了copy版的 大唐，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算得上是一次“盛世”。从这次以后，在日本人的心里总觉得欠了点中国什么，我们知道日本人最看重的是“情义”二字，他们总得对中国做出点什么报答吧，然后他们就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没有开玩笑，而是根据《菊与刀》认识日本人在对待“情义”时的各种表现。在我们普通人的思维里，我们一般是这样：A欠了B的人情，那么A就要报答B。
在报答别人恩情上，我们常常会用真心予以回报，毕竟他在我乞讨的时候给了我一晚饭吃啊。但日本人不这样，他们最看重“情义”，但却不愿意报答“情义”。原因是他们认为在报答的时候，A的地位低到了尘埃里，而B却高高在上，宁愿剖腹也不投降的日本人对这种地位差距太大的交流是无法接受的，而无法接受的结果便产生了矛盾。
所以实际上，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对他们认为的对中国的“报答”。在二战以前，很多的国家都看轻这不起眼一方小岛，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的复制品罢了，然而就是这样不平等的看法“激怒”了日本人，让日本人在对中国的“情义”上越来越失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日本为了所谓“报答”中国的“情义”，解救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而建立“平等和谐的东亚新秩序”绝对不是他们口中的借口，而是真正的信念，他们认为这是“报答”中国“情义”的最好方式。
《菊与刀》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还活在《菊与刀》里，但《菊与刀》的成功可以让我们借鉴出许多，比如《棒子和泡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