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准备从权谋的角度来聊聊《资治通鉴》。“权谋”顾名思义就是得到权力和巩固权力的谋略。在聊权谋之前，首先要确定权力是如何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只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才能去思考如何获取权力和巩固权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句话，用三家分晋事件来指明权力的来源。这句话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很简单，极为精练地阐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表明了司马光对这件事的态度。紧接着司马光就发表了一千多字的议论，提出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暗含了权力的本质。
司马光认为权力的本质是社会秩序，权力的来源是社会秩序下的名分。通俗地说就是权力来源于职务（也就是名分），职务来源于社会等级秩序。而《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体现了这种权力意识。以“三家分晋”为开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多出《春秋》二十八年。司马光曾说过“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说“经不可续”。以“三家分晋”为始，是为了接《春秋左氏》之后也（胡三省语）。司马光以此表明《资治通鉴》的史学正统地位。
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治乱分野。由于《资治通鉴》是为皇帝用来参悟治国之道而写的书，所以司马光在这句话后就开篇明义地提出皇帝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正如《万历十五年》里面提出的皇帝就如同活着的祖宗，他的最主要工作就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表率，参加各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仪式，从而来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是天子，如果连天子自己都不能维护纪纲而自乱名分，则王道尽。
周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卑微，诸侯强大，礼乐征伐之权不出自天子。但是，体貌犹存，名分还在，所以，诸侯彼此吞并的事虽然有，但以臣代君的事还真没发生过。韩、赵、魏三家于晋为卿大夫，于周则为陪臣，三家专有晋国之政，犹惧于君臣名分而不敢自立，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之，反而升之为诸侯，则是连“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了。因此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成为时代划分的标志性事件，所以，特意用“初命”二字，意思是之前从未有这种事，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故于《资治通鉴》开篇便书而论之。
在这里有一个“实”与“名”的问题，曹操说过“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如同你是周威烈王，三家他们威胁利诱你，要求你册封他们为诸侯，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给你一些好处，不答应他们，他们有可能来打你。实际上无论你答不答应，都改变不了他们已经获取到权力的事实，此时你该如何抉择。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不应该封他们，一旦封他们就是本应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天子带头破坏了社会秩序，从而丢失了名分，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所以古代官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现在很多人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他已经掌握权力了，就算不给他名义，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还不如将虚名给他们，来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
实际上“实”与“名”并不矛盾，当社会秩序稳定时，名分与权力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有名分自然就有权力。当一种旧社会秩序开始崩塌，新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时，“实”与“名”会出现分离，此时名分似乎不再能带来权力，而是通过斗智斗勇来获取权力。但这种状态不会长久，要想权力牢固，就必然要“实”与“名”相一致。
所以对于“三家分晋”我是赞同司马光的观点的，设想一下，如果周威烈王以及以后的周天子都能守住“大义”之名，那么就算一直无法改变不拥有实际权力的局面，但那些拥有实际权力的人只要没有“大义”之名，他们就要永远通过斗智斗勇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一旦他们失败就将失去权力而被取代，而周天子的后代一旦出现智勇双全的人物将会拨乱反正，将“实”与“名”相统一，继而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能佐证这个观点的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要想获取权力，在治世就是要获取名分，在乱世则是运用自身智慧和才能形成威望进而获取权力，但要想巩固权力就必须要有名分。下一篇咱们就一起看看“三家分晋”中的韩、赵、魏是如何运用智谋来获取权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