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五月，福王朱由崧正式监国，改元弘光，宣告了南明第一个政权的成立，但这个新建立的偏安政权丝毫没有新兴的气象，从一开始便被内忧外患所包围着。

       首先是四镇军阀割据一地，专横跋扈。福王没有得到留都的东林党人们的支持，登极所依仗的是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武将的力量，所以在他登基后投桃报李，对这些武将都进行了封赏。高杰被封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凤阳、青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原本已是靖南伯的黄得功被加封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这四人受封完全是凭借定策之功，完全无战功可言，而且他们的出身也良莠不齐，比如说高杰，原本是李自成的部下，却背着和李自成的老婆邢氏私通，害怕事发便叛变了李自成，投靠了朝廷；刘泽清在大顺军迫近北京的时候，谎称自己坠马受伤，率军停滞不前，坐观成败，等到大顺军进入山东时，便立马掉头逃窜；黄得功、刘良佐二人也是屡败之将，在甲申年前后无寸功可言。他们四人与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比起来，既无韩世忠的赫赫战功，更无岳飞的忠贞体国，他们分封以后，所想的只是如何盘踞膏腴之地，捞取钱财以成就个人的荣华富贵，毫无报国之志，而福王及南京的文臣们本身也无雄厚的实力来压制他们，只能姑息迁就，四镇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再加上盘踞在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定策之功，但由于他手下兵多将广，也被封为宁南候，只是他本人在福王登基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方才极其勉强的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他本就心怀不满，再要他效忠，只能是痴人说梦了。由此可见，弘光政权建立时就没有一只可靠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军事上的孱弱之势可见一斑。

       然后是大臣间的党争不断，朝堂缺乏和睦。南京的文臣中能够起主要作用的是东林—复社党人们，福王在等位之初，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委以重任,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万历朝以来的狭隘的门户之见，对有着当年魏忠贤“逆案”背景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都横加排斥。当北京陷落时，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李自成溃败，他们中不少人又辗转来到了南京，可是南京的大臣们又炮制出了“顺案”，对他们坚决不加录用。这些矛盾在阮大铖的起用争端中开始总爆发，阮大铖曾经名列“逆党”名单中，不过他是首辅马士英的好友，在马士英的力荐下，弘光帝决定重新起用他，这一下子引发了东林—复社党人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惜以大闹朝堂来阻止。原本在拥立过程中，他们站在了弘光帝的对立面上，就已经引发了朱由崧对他们的不满，重用他们本就只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这次事件的发生自然使得反感更为加剧，所以东林—复社的首领们如姜曰广、高弘图、吕大器、刘宗周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堂，从此再无影响大局的能力了。其实，在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新政权最应该做的就是放下成见，不拘一格的用人，像阮大铖这样当年只是政治投机失败，站错了队伍，才致使名列“逆党”，其本身并无大的过错的官员，在新形势下重新起用其实无关大局，而从北京南逃的官员中有不少是熟悉大顺政权和满清的情况的，能够提供准确的情报，但是东林—复社党人们胸襟狭隘，对他们不加甄别的予以阻挠，致使弘光政权丧失了延揽人才的大好时机。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清初的许多汉人大臣都是过去的“逆案”名单上的人，他们在新的政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说“逆党”中人也未必都是“小人”，只要使用得当，也是能发光发热的。自诩为“君子”东林—党人们看不到这一点，或是他们看到了却害怕这些人上台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官位，所以只知道不惜手段加以阻挠。翻看历史就会发现东林—复社中的大部分人除了讲讲学，唱唱高调子外，本身并无什么特别的功勋，他们可能是一流的学者，但是却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大才，相反由于他们的固执，使弘光政权又回到了党争的老路子上，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再就是围绕皇位正统的纷争不断。弘光政权先后不到一年时间，却先后发生了“大悲”、“伪太子”、“童妃”等三桩大案。甲申年的十二月，有个叫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的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后做了和尚，后来经过审讯后得知，这个和尚是徽州人，在苏州出的家，是个十足的骗子；同是甲申年的十二月，有个少年自称是崇祯皇帝的太子，朱由崧不敢怠慢，将其交给了锦衣卫看管，后派了多名见过太子的官员去探视，都一致认定是冒牌货；1645年的元月，有一名童姓的女子自称是朱由崧的故妃，经朱由崧审视后，依旧认定是假货。这三件案子都是骗子想浑水摸鱼，捞取好处，过程也是破绽百出，其幼稚之处令人啼笑皆非，但是他们却在朝野上下引得议论纷纷，各种流言甚嚣尘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说明在当时的皇亲国戚和士林官绅之中，觊觎皇位着大有人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唯恐天下不乱，想趁火打劫，弘光朝野其实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并不团结一致。

       最后，弘光政权对时局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在李自成败退西安，清军入关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外患危机即将来临，反而弹冠相庆，欣喜“流寇”被击败，甚至派出北使团妄图与清军联合扑灭李自成，然后以黄河为界，分割天下，殊不知结盟也要以实力作为后盾，而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同清军谈判的资本，这在宋朝的历史上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弘光政权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依然做了偏安的美梦。所以在李自成和清军在潼关激战时，他们也根本没有趁机组建防御措施，以致日后与清军接战，一触即溃。

       更为严重是作为皇帝的朱由崧继承了他祖父明神宗的所有劣根，面对危局，他所想的不是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相反只知道征集民女，一如既往的骄奢淫逸。

        所以，弘光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主昏臣庸、上下离心、军备松弛，在明末那样的大变局中，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它在历史长河中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连做南宋那样的偏安政权都没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