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胡适提及毛泽东同志，“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毛泽东同志离开北大之后给胡适寄过明信片，那是在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之后。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湖。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相。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提及胡适，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托傅斯年给胡适问好。
但胡适不止一次公开对外批评毛泽东写就的诗词，1959年，胡适对毛泽东同志写的《蝶恋花》大肆批评，“一句不通”！
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书友大概都了解那种意境开阔、立意高远、气吞山河……
胡适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批评毛泽东的诗词？
是恶意贬低还是眼光太高？
胡适与毛泽东二三事
胡适是1891年生，毛泽东是生于1983年，比胡适小两岁。
但胡适出生优越，留学海外，在当时的文坛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在当时因为新文化运动而名声大噪，在如今，因为新文化运动而被载入史书。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就读之时，很喜欢阅读《新青年》。胡适和陈独秀恰恰是主编，毛泽东很崇拜胡适。
风云际会，毛泽东到了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结识胡适、陈独秀等人，旁听过胡适的课。
毛泽东留在北平之时负责给一些学生办理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事宜。
“七八个月来，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学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工作上。”
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勤工俭学，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格却不去，那是为什么？
毛泽东同志接触了许许多多留学国外的学生，发现他们去了国外之后，并没有学到真本事，也没有学到拯救中国的真理。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 。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当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一现象之后，还特意询问了胡适和黎绍西。
胡适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胡适曾在1914年做过一篇文章聊这个话题《非留学篇》，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
于是毛泽东坚定了“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加深了。他决意离开北平，回到湖南去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离开之前他还特意拜访了胡适。胡适鼓励他并支持他。
回到湖南老家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民众大联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回应：“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为意外的欢喜。”
尽管胡适给予了毛泽东肯定，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路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胡适的意见一直是比较温和的社会改良，毛泽东同志这时介于社会改良和革命之间，但还没有到达全民革命的意识阶段。
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意识还是有一点惺惺相惜的意味。
毛泽东回湖南之前，就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关于创办湖南工读互助团，简单来讲就是创办大学。
毛泽东创办大学的出发点是“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原本毛泽东把这个大学的名字叫做工读互助团，胡适则认为改成自修大学更好听一些。
胡适认为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鄙视劳工的心理，如果改成自修大学，劳工进修之后相当于拿到一块敲门砖，一举两得。
“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1923年，深入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受到胡适的所谓改良主义是不可能挽救当时的中国的，他的思想从改良变成了革命。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之后，共产党明确清楚，他们既要反帝反封建，就要推翻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山，就是蒋介石作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官僚集团。
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落幕，傅斯年和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的代表到达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
三人皆是旧识，毛泽东同志特意拜托傅斯年代为转达对于胡适的问好。
胡适接到毛泽东的问好，那时候他人已经在美国了。发了一份电报给毛泽东，让他放弃武力，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将共产党变成一个不靠武力的党组织，像他一样做一些议会活动。
不知道胡适是出于什么心理？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由于当时共产党手里没有枪杆子，所以被大量屠杀。
五次围剿，皖南事变，一桩桩一件件……
毛泽东没有给胡适回电。
胡适后来坦然，发这份电报过于“天真”。
“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1946年8月份，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谈到《红楼梦》，“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1946年7月份，胡适从美国回到北大继续教书。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同志依然没有放弃对胡适的统战工作，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
季羡林先生，曾经在胡适的办公室，见到过一个人。
“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激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的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跟着蒋介石的专机走了，从台湾到了美国，从美国又回到了台湾。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国内外公开诋毁新中国和共产党。
1956年2月份，全国政协会议在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同志提及胡适，“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它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一年9月份毛泽东接见《正气日报》的总编曹聚仁，让他托话给胡适，劝胡适回大陆看看。
胡适是一次又一次拒绝，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次一次拒绝，直到1962年病逝，阴阳相隔，此后无需再念。
所谓文人相轻
文人之间互相看不上，很常见。宋朝时候，作为后生的一代词人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把苏轼、柳永等一代大文豪贬低得一无是处。可见文人狂起来，不是一般的狂。颇有一种“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魄。
胡适是哪一种呢？
1935年，毛泽东写下《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和《长征.七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胡适从报刊上看到，他给出的评语是“毛的诗词还可看”。
不过他有一处批评，当时报刊印刷的时候把“望断南飞雁”印错了“望渐南飞雁”，他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做了一个记号。
还留下一句“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作为白话文的推崇者，胡适并不喜欢其他人写旧体诗。
那他自己的白话诗水平如何呢？
他写过
《两只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艳丽！
《小诗》
也想不相思，也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适热衷写白话诗，对喜欢写旧体诗的毛泽东有很大的意见。但当时还能给出比较中肯的评价。
到了解放之后，胡适在国内外不遗余力地诋毁新中国和共产党，仿佛是结下了血海深仇一样，令人费解。
1957年，胡适看到报刊上刊登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很生气，批评道：“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一句不通！”
这首诗到底如何？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青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从词作押韵的角度上来讲，其中有不押韵的字。如果抠字眼，肯定是不够完美。但是做诗一定要按照所有规矩吗？
毛泽东同志认为写诗创作是为了抒发情感，而不是为了堆砌词藻。即使有不得体之处，但只要大体过得去即可。
陶渊明读书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诸葛亮读书是观其大略，不拘小节。
李淑一写了一首诗，悼念自己的亡夫。
《菩萨蛮.惊梦》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这是她在1933年写的，丈夫因为投身革命牺牲。不知为何，却是在1957年拿给毛泽东同志评鉴。
毛泽东看完想起了杨开慧，李淑一和杨开慧是闺蜜，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少年夫妻感情深，奈何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毛泽东悲愤不已，郁郁寡欢。
想起自己的爱妻杨开慧，毛泽东回赠了一首词。
相比较，李淑一在词中对丈夫的悼念，通篇都是小女儿情态。毛泽东对杨开慧以及李淑一丈夫的悼念则是同志之情，革命之情以及夫妻之情。
“你和我都失去了最爱的人，他们是为革命而献身，为人民而献身。远在广寒宫的嫦娥也会为了他们的忠肝义胆舞一曲。想到他们，我泪如雨下。”
毛泽东同志所抒发的感情，不是这首诗的体制可以束缚的。
胡适和毛泽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胡适对毛泽东所写的诗的恶评差评到底，是恶意还是眼光太高，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许旁人也能看明白。
毛泽东同志从来不在乎胡适对自己的批评，即使两个人存在不同的政治意见，他从来都不遗余力地争取胡适。
胡适在一文一字方面斤斤计较，有无恶意、故意或者不故意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毛泽东同志想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同志从始至终都在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贡献，从来没有否认过胡适对自己的正面影响。
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