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的名气想必不用我介绍了，虽然它经常被人错误的放在农业书籍一栏上，但是它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而且是中国甚至世界上最经典的人类学著作之一。在国外，它甚至被作为教科书。

      《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内容，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虽然这本书是费老的博士论文，但是它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枯燥乏味。纵使有一些专业词汇语句，但是书中以开弦弓村为代表，例举的许多示例都将这些理论完美地解释出来，像我这般的工科生阅读起来也毫不费力，反而趣味盎然。虽然这本著作写于70多年前，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能很自然地将现在的农村生活带入其中。换句话说，用现代的农村实际情况依旧可以很好的验证《江村经济》的真实性。

        由于我不是经济系或者社会学科的，所以对于该书的理解或有偏颇，偶然在豆瓣上看到过一篇《江村经济》的读后感，深感赞同，摘抄如下，聊作分享。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自己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

　　比如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

　　第十二章堪称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政经疑云，当500强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费老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任何有志于在中国开创事业的年轻人，更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了。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我们依然会喜欢男孩、我们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我们会走亲访友，虽然已经没有了“族”的概念。

　　费老在序言的这几句话似乎点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席卷神舟大地的社会变革：“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 “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改变是更加困难了，当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代替它的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的起来的”

　　书的最后，费老给出了预言式的论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上。

　　如他所言，又一轮政权的更替，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

        虽然将长江三角洲上的一个小村庄作为代表映射全中国的农村经济、生产、活动等情况有欠妥当，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不可否认。它首次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

        书的最后费老说：“我衷心的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