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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一位母亲抱着她亡故的孩子，能代表一个大陆和一个世纪的苦难吗？这一问题曾引发激烈而痛苦的争论。 1993 年，德国统一不久，时任总理的赫尔穆特 · 科尔决定在柏林中心地带竖起一座质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物“新岗哨”（ Neue Wache ），用以纪念“战争与暴政的牺牲者”。那个未经装饰的简朴的矩形空间内只有一件物品，即正中圆形天窗下的一尊塑像 —— 一位母亲怀抱并护佑着她离世的儿子。它是凯绥 · 珂勒惠支创作的一尊塑像的放大版。这件作品如今静静地向新岗哨的所有访客述说着， 20 世纪曾有数千万人因战争及暴政而遇难。

她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创作的蚀刻系列版画《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令她首次在公众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工人阶级妇女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就在她这些作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版画主题受她的朋友格哈特 · 豪普特曼的一部剧作启发，该剧反映了 1844 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省的织工起义，那是一次遭当局残酷镇压的抗议活动。珂勒惠支在 1893 年的一次私密演出中观看了这部被禁的戏剧，并且深受感动。

俾斯麦的社会改革措施为现代德式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也是以改善公共卫生与健康为目标的。可尽管如此， 20 世纪初柏林几十万人却依然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过度拥挤导致了健康方面不可避免的后果。各行业工会及他们的要求不为政府所接受，同样也遭到了雇主们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德国陷入政治与社会混乱。德皇已然下台，中央权威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席卷整个帝国并推翻了诸城市与各邦的旧式秩序，王公贵族或是逃亡，或是退位。帝国军队遭到解散。被称作“自由军团”的右翼准军事武装人员游荡在街上，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维持秩序。谁拥有武装，谁就可以发号施令。尤其是柏林，俨然成了彼此敌视的左翼与右翼派别相互角力的战场。

德国生产的煤无法为本国赚取外汇，反而有超过三分之二被用作支付赔款，其中主要是运往法国。

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怖情形都有一份家族记忆，比如高级公务员带着他的月薪赶回家，却只够妻子在所有这些钞票再次彻底变成废纸前买几克黄油。

德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稳定性”，就是那份记忆在发挥影响。稳定性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德国无疑非常清楚，你要不把它当回事，就得自担后果。要非常小心地维护“稳定性”，这就是成功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这份耀眼却诡诈的物品是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一张纸上包含着两条简明的信息：印有币值的一面相当于一种持久的提示，使人回忆起魏玛政府在捍卫德国利益与繁荣方面遭受的挫败；在另一面，替罪羊已找好，一切都是它的责任，把它清除才是解决方案。 1927 年，当它被设计出来时，经济正在复苏，来自极端右翼党派的威胁看起来是在消退。下一场经济灾难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 将给予像这样的物件及其所包含的残忍观念以一种新生且具活力的潜力，而这种能量却过于强大，以至魏玛的地产抵押马克根本无力应对。

1945 年 4 月，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后，将魏玛周边一千多平民带到营区，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纳粹以他们的名义都干了些什么，让他们亲自面对那作为证据的一堆堆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幸存者。美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决意让德国人看一看他同手下将士们曾经目睹的那些场面。

1945 年 1 月以前，在当时帝国东部的普鲁士及波美拉尼亚的民众一旦被纳粹当局发现使用这种拖车，就可能会被射杀。那时，西逃是懦弱的表现，而投降则是被绝对禁止的。不过，一旦德国国防军在苏军进攻下开始撤退，民众一旦察觉随之而来的将是抢劫、杀戮、大规模强奸等因德军在苏俄的暴行而招致的必然报复，他们便开始逃亡。他们仓促上路，撇下了带不走的或装不进拖车里的所有东西。

当时，银行家及经济学家建议，东德马克与德国马克以 2∶1 的汇率进行兑换。他们认为，考虑到双方的经济实力，这个汇率对东德相当慷慨。而总理赫尔穆特 · 科尔却有其他主张。他做出决定，以远超东德马克实际价值的汇率来进行兑换。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考虑。除此之外的任何举措大概会使东德民众所持有的资金严重缩水，并且可能会威胁到重新统一。他以过人的政治勇气，宣布薪酬、养老金和租金方面均以 1∶1 的汇率兑换。

因此， 1952 年，法国和德国着手建立欧盟的前身，从而重建这一安全网络，具有十分恰当的历史意义。历史绕了一个圈回到原点。某种意义上，欧盟是一个全新版本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就经济及世俗意义而言，不涉及宗教。这是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而不是罗马的帝国；它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区域，融进一个安全和共同协商的框架，其中法德两国互相争夺第一把交椅。这是一种古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