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酒本意那么纯粹，它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
关于酒的故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故事。你是女人、或者你一辈子没沾一滴酒，你也可能有关于酒的故事。
“酒壮英雄胆，不服老婆管。”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醉酒的感觉是什么呢？有酒仙告诉我，:没喝酒之前我是中国的，喝酒之后中国是我的。
酒有这么神奇的作用，我总想给自己一次这样的感觉，可惜这个感觉我一辈子没实现，遗憾啊！因为我对酒精过敏。
我知道自己不能喝酒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在煤矿下煤窑。一天我下乡同村知青到煤矿找我，告知村里一些知青也要支工回城了，我特别高兴，就上街买酒。
此前我没喝过酒，不知道啥酒合适，但我读过毛泽东的诗词:“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觉得桂花酒一定可以。
结果一杯下肚，脸红心跳，两杯下肚，翻江倒海。
我有日记为证:
(1972年10月18日）
昨天锦元来玩，他快要支工了，我和同时进矿的杨修孟请锦元喝酒，我从来没喝过酒，他俩各喝了大约4两，我只喝了他俩的一半不到，就开始出酒，肚子翻江倒海，喝完他俩去矿里看电影了，我如临终感，吐酒后直接倒在宿舍。
这是我人生第一酒。可是我并不知道这是对酒精过敏。
5年之后我调到电建三处，一对知青夫妇去看我，我请他们喝酒，我大约喝了一两白酒，血液上涌，大脑膨胀，脑袋要炸裂，痛苦异常。
这次我隐隐感到与酒无缘。
那个时候酒局很少，不喝酒倒也无妨。
再后来我调到《焦作日报》，当了记者酒局就多了。开始我遇到必须上的场合就耍滑头，蒙混一下，直到有次下县，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市里派去的，过去我们就很熟，那个县的人大主任是我的初中老师。我不敢不喝，一两的杯子没倒满，进肚后一分钟不到，我呼吸急促，脸像猪肝，语言出现障碍。
这个状况可把俩领导吓坏了，赶快把我往医院送，医生了解情况后，认定我是酒精过敏，在医院观察一个小时，劲才过来。
从此之后，我酒精过敏的“名气”打了出来，一般没人再逼我喝酒了。
又过了近十年，大概是1994年的一天，我带了几个记者在一家饭店吃饭，看到另一雅间是刚刚转任市人大主任的老市长和几个副市长话别。
我和这位老市长有过很多交集。他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时就有接触，他当了市长管经济，我是报社工交部主任，经常要安排记者跟市长活动、有时候还需要市长专访，特别是他刚刚上任那天，我还给他当过一天“秘书”。
1991年焦作“两会”召开他被选为市长，其实这都是程序的事，会前我就给他汇报过，选举结束的次日报纸要登新市长署名文章，他也安排秘书准备了。可是那天情况突然有变。
当天下午下班我去政府取稿，他还在修改，我就坐在外面等，一个小时后我开始焦虑，那时版面付印技术落后，下午4点编前会结束总编室就要开始和印刷厂对接，此时已经7点了，稿子还没到位。
我仗着和他熟悉，再次进去说明情况。
他看了看表，说这篇稿子的工作重心需要强化，你熟悉焦作经济情况，你来改吧。
我大吃一惊，也不敢说不。我估计完稿到半夜了，他如果再审稿付印，次日报纸一定会晚发行。我大胆说了一话:“市长如果相信我，我改完后你可以不审稿吗？我们可以直接上机开印吗？”
没想到他答应的很干脆。说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焦作经济综述文章，和他的思路吻合，他就不再看了，可以直接开印。
那个时候我真傻大胆啊！现在连想都不敢想。
次日我一大早就拿着报纸守到他办公室门口，等他上班后看完报纸说“可以”俩字，我的心才从嗓子眼落到肚子里。
我是他市长任期见证者，此时他转岗了，我必须给他敬酒。
我带记者进入他的雅间，他说，我知道你不喝酒，今天我喝两杯你喝一杯，必须喝。
是两錢的小杯。三个副市长说，按老市长规矩办。结果我喝了4杯，出门便不知东南西北，直接送到医院，输液至凌晨。
从此，便是天王老子我也不喝了。
酒后一统天下的大志梦让别人继续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