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间（朋友圈）消失了一段时间，去昏天黑地的上了几个月的泰语课。因为在一个国家居住，却不懂它的语言，就如同在阿凡达的星球上找不到和万物通感的那根触须。
但上泰语班最有意思的，是碰上来自地球其他地方的同学。我共上了五期，认识了四十来个在泰国漂流的老外——韩国同学占去了一半，剩下还有日本，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
一期的班上有九个人：五个韩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我还有一个台湾人。
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几岁的韩国大婶儿，收拾得精精神神，画着淡妆，一眼看去就是韩剧里的婆婆样儿。但她每次都躲在教室里最后被老师点到名的那个座位，一轮到她开口就慌了神儿——人在缺乏自信的时候果然威严感顿失，婆婆变成忘了做功课被老师逮到的红了脸的小学生。大婶儿上了几堂课就没来了，对她的所知就停留在她跟随孩子旅居在泰国，目前已是“单身”。我幻想着她在菜市场与人买菜的情景，不知道她会不会因为语言问题失去讨价还价的勇气，更为从她身上看到的年纪渐长而逐渐丧失的学习及记忆力而感到恐慌。
日本姐姐也46岁了，在打印行业工作了18年，因为行业在本国的衰落和在泰国、印尼的兴起，她跑到这边来读全职的博士。她上课从来不迟到，总是坐得笔直，然后认认真真的做笔记。
她单身，其实他们家五个姐妹也就只有两个婚的（看出来我们的课堂对话练习多么八卦了吧？）。她会说英语，所以我们俩在课下的交流比其他同学更多一些。我对她46岁高龄跑来做学生感到钦佩，她却笑着告诉我，不需要被年龄束缚住想象力。但其实没有人是不会计算成本与收益比值的。在我正为她的脱俗点赞的时候，她给我发来消息，说是正考虑退学。因为哪怕她上的是泰国最好的大学，里面并没有研究氛围，她得天天像个本科生一样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她已经懂了18年的事。但后来看见她在社交网络上还是持续po着学校的照片和帖子，想来或许这个退学的念头，再另一番计算之后并没有实施。
另外一个37岁的韩国姐姐，专门负责调动课堂气氛。她真是韩式幽默的代言人，用她那最不像话的泰语以及最生动的眉飞色舞让全班哈哈大笑。她刚刚结婚，跟着做导游的先生来到泰国。下班就冲回家做饭，此外生活“空虚”得就只剩下打高尔夫和喝啤酒。大家都很喜欢她，老师也常常逗她，可她的泰语真心不太好，英语也不太会，上课开她的玩笑便成为我们和她互动的唯一方式。
三个姐姐加上我，不自觉组成育龄妇女团队——因为剩下的都是小朋友。
美国姑娘很美，就是周游世界的那种，在这边的大学教英语。她的一外是西班牙语，二外是中文，三外是泰文，反正就是走到哪里学到哪里的style。这姑娘的做派最自由，上课坐得东倒西歪，吃东西喝咖啡，笑声传遍整层楼，人也最可爱。她的室友也是个美国姑娘，当时在我们学校已经上到第6个Module了，于是我们就常常跟着她，问路点餐都不愁。当时正是七月，姑娘们在家里举行了个爬梯，把我们邀了去，我才第一次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新派的节日——夏季圣诞节。
两个韩国的男生，一个在这边上大学，时不时就迟到和翘课，但泰语学得好而快；一个辞了工程师的工作说是来这边玩儿，可是上了两个月的课就回家了，除了和台湾妹妹去了趟华欣，哪里都没有玩儿到。但这个小工程师一改我对韩国男人的印象，除了上课常常照镜子弄头发的自恋让我偷笑之外，他绝对是韩国输出的暖男。每次大家一起玩儿，他都很照顾别人，课程快结束时，还请全班同学吃了一顿特别贵的韩国菜。去美国同学家夏日圣诞爬梯的时候，我们吃完自制点心在聊天，他却一个人默默把所有的碗给洗了。
还有个韩国的小姑娘，27岁，是来做传教士的。话说我们学校80年代建校的时候就是针对传教士的，任务是让他们7个月掌握泰语，而传教士来泰国办理签证的时候是有优待的。姑娘说话声音特别小，看上去弱弱的，老师总是开她玩笑问她有没有睡醒。。。就这样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却身负将爱传向全世界的重任，而且，人家超喜欢开快车，我立马就认怂了。
台湾姑娘还在念大学，因为父母的朋友在泰国，她就利用假期跑来这边玩儿。我到的第一天她们已经上了两天的课，她见到我就很高兴的说，终于有人和她讲中文了。她说话一点都不嗲声嗲气，人也蛮爽朗，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伴。因为同根同源的，上课的时候说起各地风俗，我们都会互相看对方，因为彼此最懂得，然后再一起费劲的解释给老师和同学听。
过了第一期之后，再也没有遇上那么亲密的同窗伙伴。但每个班上的人员构成大概都是那么几类，一是正在或准备在这边工作的，二是太太团或者泰国人亲友团，三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四是观光玩耍团。太太团以日本和韩国人居多，大部分人都是跟着被派驻到泰国的公司高管丈夫来这里的。享受的待遇高级，纯家庭主妇。而观光玩耍团当然是最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年轻，生活还可以漫无目的，这类型的小朋友中台湾人占了很大比例。就像我刚刚结束的这期泰语班，台湾的小姑娘来泰国一边学泰语一边学英语，因为下一站的目的地是去澳洲working holiday。
课堂上的对话练习，不经意会扯出很多故事。上第三期的时候，班上有个日本男同学，顶着黄色的杀马特发型，经常很疲惫的来上课，说是在餐馆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他总是酷酷的，谁也不搭理，我就有些怕他。有一天讲被动语态，老师问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打过。他说起自己的父亲以前经常打他，踢他。有次把他踢到镜子上，镜子碎了，他就回踢。老师问现在怎么样了，他说父母分开很久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爸爸还在不在世界上。那是印象中他说话最多的一次。那天在洗手间门口遇见他，我主动打了个招呼，他也回了个笑脸，或许因为对他的防御性脸孔有了新的理解，我对他不再那么害怕。
课堂对话是了解不同国家的好机会。如果不是这个课程，孤陋寡闻的我估计很难看到韩国人的身份证，从而知道原来他们的证件上都是有中文名字的；也不会从汶莱的华人大美妞那里听说这个东南亚的小国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部车，而且路上还不会堵！更不会知道韩国人家里会放很多个冰箱——一个韩国同学说她家有四个，一个放肉，一个放蔬果，一个放泡菜，还有一个放化妆品。韩国人酷爱冰箱，结婚的时候新人的朋友还会集资给他们买冰箱！
有一次上课讲婚礼、葬礼，各国同学都讨论了本国的风俗，该穿什么衣服、封多少红包、送什么礼物、以及说什么祝福或安慰的话。送礼的档次各国不等，算下来大概是日本送的红包最贵，其次是韩国人，然后就是大陆及台湾，最后是泰国。至于祝福的话，全亚洲都一样，幸福美满、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可见人类有共同目标，而世界大同有基础。
推送这篇流水帐式的记录，是因为里面提到的每个人，都向我展示了世界拼图中零落的一小块。凭借他们提供的导航，我得以朝着所谓真相又走近了一毫米。
而且，身处其中，才发觉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是对抗世界无趣的解药。好奇的睁大双眼，同其他当事人对话甚至对抗，比单纯的行走观光，更加不辜负这个世界的丰厚馈赠。
好几年以前，何伟（Peter Hessler）和他的华裔太太完成了对中国的观察，分别写下中国三部曲和《工厂女孩》之后，两人又转移到埃及，学习当地语言，研究当地文化，计划在那里待五年。直到今天，我依旧觉得有这样的过程，才是人生这本大书正确的打开方式——因为，世界那么大，光看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