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过去十年，工作之余作了多方面的思考。其成果反应在院内外的系列讲座交流，以及近五年在公众号“方见未来”、“简书”与“知乎”上发表的三百余篇短文上。近日心血来潮，想将其梳理成十余篇系列主题随笔。本篇主题是全球视野下区域、国家、城市发展的判断与思考。

过去十多年，我的最大收获是有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伴随业务空间扩展，我的思维覆盖范围也迅速蔓延，终于真切地走进了“地球村”时代……

第一部分 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变迁回顾

摘录于2023.02.17讲座《全球视野——航运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迁》

引言

近代经济全球化源于十五世纪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一批欧洲的航海家，开启了航海探险，发现了新大陆、以及新的欧亚海上贸易航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或者说"地理大发现时期"。他催生了长达几百年的殖民地运动，使世界迈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海运贸易全球化进程，促进了全球人种大迁徙、物种大交换，以及文化交流与碰撞，不可逆转的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版图。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亚陆上贸易是世界洲际贸易的主体，在其间阿拉伯地区是世界贸易枢纽。大航海时代来临，海运贸易成为了欧亚贸易的主要形式，阿拉伯地区也逐渐失去了当时世界贸易枢纽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亚洲、美洲等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引擎区域。如今，全球75%的大城市，70%的人口聚集在沿海地带，全球经济活动和城市布局沿海化趋势已非常明显。

一、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欧亚大陆贸易格局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四大文明（地中海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中国文明）均位于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带（北纬20~35度）。

欧亚大陆在过去2000年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从公元1年到1820年期间，欧亚大陆占世界总产量的85~90%水平。

㈠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海上贸易

地中海由北面欧洲大陆、南面非洲大陆与东面亚洲大陆围绕。东西长约4000公里，南北最宽处大约为1800公里，面积251.6万平方公里。周边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成为沟通三个大陆的交通要道。古代地中海海上贸易发达，促进了古代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等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经航行至地中海东岸、红海甚至亚丁湾，与当地人展开商品交换。

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商人开始同周边的腓尼基人、叙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叙利亚沿岸的米纳和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等进行贸易往来。

㈡汉唐时期中国与西域的陆路贸易通道

汉唐时期，中国与西域（如今中亚、西亚）的陆路贸易通道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主通道。唐朝把河西走廊纳入国家治理范围，就是为了保护西域贸易通道的安全。

㈢蒙古帝国曾经短暂地把欧亚大陆整合成一个整体

1259年，蒙古帝国成为欧亚大陆历史上国土连续面积最大的陆地帝国。大国幅员面积达4500万平方公里，覆盖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基辅罗斯（俄罗斯的前身）、中亚、高加索、波斯、蒙古高原及东亚地区。

马可·波罗（意大利语：Marco Polo）1298年出版了口述游记《东方见闻录》，描述了元朝最强盛时的中国社会面面观。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该书马可·波罗到了阿拉伯地区，听了很多去过丝路商人讲述的中国见闻。据此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游记。游记的空间格局非常宏大，包括从陆路前往中国，以及从航路经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转陆路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打开了欧洲人的地理与心灵视野，为大航海时代提前奠定目标与梦想，激发了长达几个世纪欧洲航海家、探险家的狂热，以及欧洲商人的贪婪与政治家的扩张欲望。

公元15世纪之前，阿拉伯（穆斯林）地区是世界贸易中心，欧亚贸易的中介枢纽。无论是陆上国际贸易通道还是海上国际贸易航线，都绕不过阿拉伯。

从元、宋期间，我国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其实与贸易无关。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27800人、大小船舶62艘组成的舰队下西洋，至1433年止，共七次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线所及，包括东南亚、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非洲东岸。

二、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大发现

㈠1492年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受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派遣，率船员87人，分乘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向西航行。经七十昼夜，越过大西洋，1492年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美洲。

㈡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率领四艘小型船共计140多名水手，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卡利卡特。

㈢1519年8月10日，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指令下，率领260名船员的，乘坐探险船“维多利亚”号从塞维利亚出发，于1522年9月8日独自返回西班牙塞维利亚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

㈣1487年8月，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holmeu Dias）受葡萄牙国王委托，率领三只大船沿非洲西海岸南下，于1488年返航时， 发现了非洲的好望角。

㈤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受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委托出海，发现了北美洲。

㈥1642 年，荷兰航海家 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受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派探险，发现了新西兰。

㈦14～17世纪间，欧洲航海家持续发现了连接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的航路，终于通过航海把世界连接起来。

三、殖民地运动与海运贸易格局

与地理大发现相伴，欧洲列强从沿海开始渗透，持续在美洲、非洲、亚洲建立殖民地与贸易据点，逐步向内陆扩张。这样空间发展模式，使得殖民地贸易门户城市必然倾向采取沿海布局模式，以便于与欧洲的联系。发展初期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最终导致了长达500年的全球生产力沿海布局的发展格局。

㈠大西洋海运贸易金三角：

17～19世纪，非洲向欧洲出口黑人奴隶、黄金、象牙，向美洲出口奴隶，从欧洲进口工业制成品。

美洲向欧洲出口糖、鱼、水果、棉花、烟草、木材等初级农产品，从非洲进口奴隶，从欧洲进口工业制成品。

欧洲向美洲、非洲出口工业制成品，从非洲进口奴隶、黄金、象牙，从美洲进口初级农产品。

㈡欧亚海运贸易结构

17～18世纪，从亚洲进口：棉布、茶叶、陶瓷；次要商品：香辛料、丝绸、孟加拉国硝石、锡

出口到亚洲：白银、棉花、鸦片等

1772～1781年，欧洲贸易公司共计从中国进口茶叶金额1.89亿英镑。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总督的亚洲区内贸易构想，在亚洲内部形成海运贸易闭环。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是荷兰从事国际海运贸易的唯一载体，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国际股份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佣兵。

凭借在金融体系与商业规则的创新，以及在国际海运贸易中的强势表现，人口不到200万的荷兰成为了17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以及17世纪雄霸世界的海上强国。

荷兰政府赋予给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具有海外一切商业活动的经营垄断权，并代表荷兰国家外宣战、打仗、开发和经营殖民地、铸币、议和、签订条约等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是荷兰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实际载体。

在1601~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次计划在澎湖建立面向中国的贸易据点，在明朝福建水师的干预下无果后，被明朝官员忽悠去台湾建立贸易据点。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入驻台湾，进而赶走了西班牙人，以此为据点开展国际贸易，业绩亮眼。

1661年，无力抗衡清政府的郑成功，夹带着双方贸易活动的冲突，决定起兵把荷兰人赶出台湾。1662年2月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结束对台湾38年的统治。在荷兰成为首屈一指世界海上霸主的17世纪，东印度公司连续三次被明朝水师打败。

㈢全球殖民地版图变迁

19世纪，从东亚至南亚，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沦为殖民地：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终于在19世纪末崛起，成为新兴强国。

泰国在狭缝中闪展騰罗，成为英、法两国殖民地的缓冲地区，逃避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

中国尽管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甚至割让土地，但清政府凭借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治理架构，但始终保持独立。

继美国在18世纪获得独立后，南美各国也纷纷在19世纪取得独立。哥伦比亚于1810年7月、委内瑞拉于1811年7月、阿根廷于1816年7月、智利于1818年2月、秘鲁于1821年7月、巴西于1822年9月、玻利维亚于1825年8月、乌拉圭于1825年8月走上了独立之路。

与此相反，19世纪绝大部分亚洲、非洲国家则彻底沦为殖民地或欧洲列强的保护国。

19世纪末，经历美西战争，美国成为了菲律宾的宗主国。

四、世界经济地理新格局的形成

㈠欧洲大陆

1.古希腊与罗马时期，以环地中海布局为特征，港口与城市高度一体化，法国马赛、西班牙巴塞罗那、希腊雅典、意大利威尼斯与那不勒斯、埃及亚历山大等海港城市诞生于公元前800～300年之间。并以罗马帝国于公元前27年成立、并于一世纪最终统一环地中海地区为标志。

2.一世纪～十五世纪，欧洲内陆城镇体系得到极大的发展，发展了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汉堡、马德里、慕尼黑、阿姆斯特丹、莫斯科等欧陆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沿河布局的内陆地区成为欧洲生产力布局的核心区。

3.十五世纪至今，随着欧洲与美洲、东非殖民地贸易的迅速发展，大西洋成为世界海上贸易的主通道，使欧洲大西洋沿岸港口城市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形成内陆城市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海城市为贸易与工业中心的近代发展格局。

㈡中国与印度

1.印度（南亚次大陆）

印度都是大陆型文明古国，古印度城市与人口呈明显的流域分布特征，人口集中在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海运贸易与殖民化运动，在亚洲，印度首当其冲。从15世纪末达伽马到达印度后，印度逐步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宗主国对印度的统治需要以及之间的海运贸易联系强化了沿海城市的重要性，也逐渐形成了印度沿河布局与沿海布局两大城市体系。

2.中国大陆

中国也是大陆型文明古国。古代中国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要发展区域，中国众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主要集中在这里。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南京条约》，向欧美列强开放通商口岸，设立了租界，客观上塑造了中国现代沿海城市的总体框架，产生了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香港、广州等国际海运贸易口岸。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力沿海布局。

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英国军舰康沃利斯号（HMSCornwallis）与列强签订南京条约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经历了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了世界主要的制造业中心。

中国大港口与沿海经济中心城市重合度相当高，绝大部分沿海主要港口同时也是国家或地区性中心城市。GDP排名前5名的城市，除首都北京外，全是货物吞吐量在2亿吨以上的世界大港。

总体来看，中国沿海与内陆城市体系发展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但中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与发展规模要远大于印度。

㈢北美洲

北美殖民地发展，以欧洲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为特征。这种以欧洲人为主体的北美移民潮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从某个角度来看，北美再造了一个新欧洲。

美国殖民地扩张以东沿岸贸易据点城市为根基，呈现逐步从沿海向西往内陆发展的殖民地空间扩张时序。17～18世纪，美东沿岸地区进一步成为了世界新兴的工业走廊。

18～19世纪，工业化向与国际海运网络直接相连的大湖地区延伸，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城市。

随着19世纪中期三藩市发现了黄金，19世纪末洛杉矶地区发现了石油，使以加州为代表美西沿岸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20世纪亚洲经济的腾飞，太平洋时代来临，美西越太平洋航线成为美国国际海运贸易的主通道，西海岸海港城市成为国家新的贸易门户。1950年以加州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终于使美国加州美国乃至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今天，北美大都市主要集中在美东沿岸、美西沿岸与大湖地区。北美GDP排名前25名城市有18个为港口城市，其中11个是海港城市，且大都市与大港口的重合度很高，海港城市往往是区域中心城市，沿海布局的特征非常明显。

加拿大从16世纪起，成为法、英殖民地。1763年，巴黎和约使加拿大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加拿大绝大部分土地处于寒带，人口始终集聚在加拿大南部，殖民地发展初期的大湖沿岸以及太平洋沿岸的最南端地区。

㈣南美洲

南美受欧洲殖民地运动的塑造程度与北美相当，但表现形式、结果均有所不同。

南美本土印第安文明、欧洲文明与黑人文化冲突与融合，形成了有别欧洲的南美殖民地多元文化特点。尽管南美没有（像北美那样）在殖民地运动的后期出现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但殖民地运动依然塑造了南美海港城市体系，为20世纪的南美沿海工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目前，南美GDP排名前10名城市，有6个为海港城市，其中前3名的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均为南美主要贸易门户港。

㈤欧洲征服之外世界的代表性模式

欧洲地理大发现与殖民地运动，对近代全球城市与港口的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各大洲在面对这场全球化的遭遇不尽一致，呈现出五种代表性的模式：

1.新大陆模式；殖民地原住民对殖民地扩张缺乏抵御能力，最终成为欧洲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欧洲之外再造了“新欧洲”国家。1997年，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国会向美国参议员宣称：“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其实是一个欧洲强国。”

2.融合模式；以南美为代表，殖民地原住民虽然处于劣势，但人口众多，欧洲移民与原住民经历了征服、冲突、交流而走向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殖民地文化，成为新的殖民地国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南非等。

3.统治模式；虽然被欧洲列强征服、统治，但殖民地原住民社会自身有强大的文化传统，欧洲文明并没有成功取代当地社会的传统文化与流价值。如印度、马来西亚等南亚与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殖民地运动对当地的近代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贸易模式；以中国、日本为代表，当时仍具有强大文化传统、国力的国家，虽然因欧洲工业革命造成东、西方实力上的此消彼长，都在19世纪中叶被迫开放贸易口岸；但西方列强所关注的是争取更便于自己的贸易条件，并没有能力对贸易国进行殖民化。

5.掠夺模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欧洲列强在很多地区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掠夺资源方式，而并不关心当地的发展，除南非以外，鲜有欧洲人移民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些非洲国家独立后，比南美的处境天差地别。

五、地理大发现对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

㈠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迈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海运贸易全球化进程，为欧洲的思想大解放、科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社会制度变革。

欧洲思想大解放运动（发生在14~18世纪，包括文艺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使欧洲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迈向更为开放、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

科学革命

1609年，开普勒发表了《新天文学》

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

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1761年，英国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英里运河，1830年增至2500英里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试航成功

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 1825年，一列托有34节小车厢的火车试车成功

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1850年增至6600英里，1870年达到15500英里。

1840年，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班轮航运线

1866年，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通讯电缆

制度变革

1689年，英王威廉接受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1689年，英国也颁布了《宽容法》，以法律保证国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1762年，法国哲学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费城获通过，诞生了美利坚合众国

1789年8月26日，法国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㈡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全球人种大迁徙、物种大交换，文化交流与碰撞，及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合作与资源共享，不可逆转的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版图。

㈢地理大发现所催生的殖民地运动与近代海运贸易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港口与世界城市空间体系，使全球沿海城市成为世界人口增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载体。

㈣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人文思潮、科学思想与技术创新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架构，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框架。如今，世界各国的政府行政架构、教育体系、公司制度、社会日常运行管理模式都极为相似，全球化发生在社会的所有层面，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底色。甚至当代国家治理泾渭分明的不同政治理念（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同样源自欧洲。

㈤殖民地运动再造了一个世界级的新欧洲——美国，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混合体——南美。欧洲文明强势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迫使亚洲国家在巨大外部冲击下迈向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第二部分 比较与分析

一、单一支柱产业城市或地区发展困局的破解

发表于 2021.03.04公众号“方见未来”

在世界范围，许多城市依靠单一支柱产业崛起。如汽车之城底特律，石油之城大庆，海岛旅游圣地马尔代夫，以及靠博彩业支撑的澳门等。而历史上的大通道驿站城市，也属于此类型。

单一支柱产业城市或地区的挑战主要源于支柱产业的可持续能力于市场环境变迁的冲击。当市场需求结构发生调整，或者自身支柱产业支撑力下滑的时候，如果没有培育出新的城市或地区发展引擎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单一支柱产业城市或地区将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

㈠.迪拜与文莱的发展比较

迪拜在上世纪70年代，依靠石油资源开发崛起。但即使在发展的初期，迪拜领导人就明白不能坐吃山空，着手让未来迪拜的经济发展逐步摆脱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经过长达50年的不懈努力，迪拜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国际航运枢纽与国际商业枢纽城市。迪拜对石油产业链的依存度从上世纪70年代作为单一经济支柱产业、降至2000年10%、如今1%以下。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曾经单一石油资源开发支柱产业带来的城市发展风险。

而同是伊斯兰教、且政治制度相类似、同样依赖石油唯一资源开发产业链的文莱，其资源开发历史比迪拜还要久远。但直到2010年后，才逐步发觉依赖单一资源开发产业链的风险，而希望采取应对策略，缓解困局。

这样的地区发展战略敏感性差异，主要是生存压力差异的反应。迪拜原来就是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渔村，生存环境恶劣。好不容易抓住了石油资源开发的红利，当然希望彻底摆脱过去，抓住机遇开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文莱则不同，文莱在农业社会就是一个鱼米之乡，当地土地肥沃，生态环境良好，海产品丰富，并没有生存压力。凭借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产业链强大经济动能的加持，文莱快速迈入了现代社会。但问题在于，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迈入现代社会的文莱，已无法退回当初鱼米之乡的农业社会。一旦资源开发资本难以为继，对文莱的社会冲击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文莱其实与迪拜一样，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没有退路。由于后知后觉，文莱错过了重构地区产业基础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如果不能在未来二十年做出重大有成效的战略调整，则随着石油天然气开发资本对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作用持续弱化，地区发展前景堪忧。

因此，那些没有外部依靠，仅凭自身能力发展的单一支柱产业城市或地区，破解困局需要有高度前瞻性的发展策略。培育城市或地区新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投入过程，因此，越早行动越有利于规避城市或地区发展风险。如果危机显现才行动，很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战略机遇期，甚至回天乏术。

㈡底特律与十堰市的发展比较

底特律曾经是美国伟大工业的象征，一个大时代的传奇。但随着美国传统汽车制造产业的衰落，城市缺乏新的发展动能注入，如今城市人口仅为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十堰市曾经是中国的汽车产业之都。1973年，十堰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甚至实行政企合一。随着中国改革开发与城市化进程，汽车制造业越来越倾向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集聚发展，以获得更好的城市服务、人才资源、交通基础设施支持。汽车制造业对十堰市的支撑力持续弱化，但十堰市并未出现底特律那样的城市衰退，而仍保持着持续发展。究其原因，十堰市虽然当初没有迪拜那样跨越半个世纪前瞻性城市发展战略与执行力，但十堰市正处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十堰市仍是当地城市化的引擎，仍是地区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样的城市，或许比起长三角、大湾区的城市发展速度有所不如，但仍很好地享受了国家发展的时代红利。而底特律，在汽车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没有前瞻性的城市发展战略，在单一支柱产业衰退之时又没有分享到美国科技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红利，城市衰落无法避免。

因此，对于那些存在外部依托的单一支柱产业城市或地区，破解困局需要与大区域、国家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以大区域、国家发展红利带动自身产业重构与城市核心竞争力再造。通过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再分工实现自身的重新定位。

近年，以博彩业为支撑的澳门受到了重创，GDP下滑严重，充分反映了单一博彩业带来的城市发展风险。在大湾区的整体协同发展格局里进行城市重新定位，是未来澳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二、从地缘经济看岛屿与大陆的经贸关系

发表于 2020.11.10公众号“方见未来”

2014年，与斯里兰卡政府官员谈及国家未来发展时，我以台湾为案例，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说明印度对斯里兰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管斯里兰卡与印度现阶段的国别政治关系如何，但长远来看，地缘经济会是最终决定性的因素。一年后，又到了马达加斯加，与当地政府官员同样谈及类似的话题。

台湾、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三个海岛人口规模均在两千多万水平，均背靠一个高达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大陆，台湾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方，斯里兰卡位于印度南亚次大陆的东南方，马达加斯加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南方，其空间结构关系如出一辙……

㈠台湾与中国大陆

台湾进入世界经济版图始于十六世纪，西班牙、荷兰在台湾建立面向中国的贸易据点。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进行行政管理则从清朝开始。在（1895年至1945年）日据时期，日本政府采取“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了近代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布局。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台湾当局通过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政策，从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到培育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依托欧美市场的强劲驱动力，逐步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随着中国大陆七十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以及台湾政府解禁，两岸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大陆市场逐步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台湾与中国大陆具有地缘与人文紧密性。当初，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模式，是台商利用中国大陆的人力与土地资源优势，建立具有国际成本竞争力生产基地，服务于欧美国际市场。迈入2000年后，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逐步发展为世界市场，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高度相互依赖。如今，尽管两岸官方关系纷争不断，但中国大陆已经稳居台湾最大、最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中国大陆与香港占台湾出口贸易份额高达40%以上。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发展历程说明，紧靠大陆的岛屿，如果大陆具有世界级的市场规模，则岛屿地区不可避免以大陆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这是地缘经济特点使然。一个同样典型的案例：尽管英美两国有极为密切政治同盟关系，但欧洲大陆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比更高达45%水平。

㈡斯里兰卡与印度

斯里兰卡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岛国。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来临，斯里兰卡16世纪起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人统治，18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著名的“斯里兰卡红茶”是大航海时代物种大交换的产物。二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于1948年2月获得独立。

斯里兰卡位于东亚连接南亚、波斯湾国际航运通道上，是南亚通往欧美与东亚的国际门户枢纽。目前，印度的经济总量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尽管还未成为新的世界级市场，但印度已是斯里兰卡最大贸易伙伴（贸易份额占比14.5%）；以及第一大进口国（进口份额占比19%）。未来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发展，预计印度在斯里兰卡对外贸易份额比重仍将继续提升。

㈢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

马达加斯加是世界第四大岛，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是连通印度洋和大西洋海运的重要通道。尽管具有类似的“大陆—岛屿”地缘特征，但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并未呈现出与前两个案例相同的结果。目前，马达加斯加贸易伙伴前十，只有南非一个非洲国家（仅排名第七），占比4%；中国则却是最大贸易伙伴，占比16.1%。究其原因，非洲既未形成世界级市场规模，也未形成区域一体化内部市场，马达加斯加尚无法与非洲大陆形成沿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因此，就现阶段而言，马达加斯加社会经济发展与非洲大陆的关联度确实不大。

㈣小 结

1.一般而言，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难以形成具有内循环能力的国家现代完整产业体系。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争取在全球分工体系里扮演某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而获得较大的特定领域国际市场份额。

2.而对于拥有几亿乃至十几亿人口的大陆，具备发展出相对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形成世界级市场规模的潜力。一旦这样的潜力得以实现，大陆周边的岛国，必然被吸纳到大陆市场主导的区域一体化产业分工体系里。

3.由于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这样发展潜力，因此，中国周边的中小型国家，不可避免地被逐步纳入到中国市场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合作框架里。

这样的剧情，或许印度在未来20~30年内能够复制，但非洲大陆的未来仍扑朔迷离。

三、为什么台湾自由贸易港区发展效果不明显

发表于 2021.03.12公众号“方见未来”

自由贸易区的作用是通过在特定区域设定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优惠关税政策，促进国际生产要素聚集与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台湾当地政府自2004年开始，曾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自贸区建设；依托海港、空港，建立了高雄港、台中港、桃园空港、台北港、平安港、基隆港、苏澳港等多个自由贸易港区。但时至今日，其效果并不显著。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政策失效的状况呢？

过去60年，台湾经济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居全球领先地位，2020年全球50大EMS代工厂排名前两位均为台湾制造商。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前10名台湾占4名，包括排名第一的台积电。可以说，台湾本身已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深度分享者。对于台湾，全球化进一步挖潜的红利余值已经不多。因此，在此基础上，期望通过政策驱动，进一步深挖全球化红利，就非常困难。

台湾早已迈入经济发达地区行列，并长期保持着经济持续增长，在全球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业保持着强势的竞争力。相比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与地区，其实已非常亮眼。

比较韩国、日本，台湾制造业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自身全球领先的硬科技能力与EMS能力促进台湾制造业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从而持续推动台湾终端消费品的国际品牌建构与营销。

台湾经济发展一直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自贸区政策并不能增加台湾国际市场的份额。促进台湾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措施有二：

1.政策制度选择以实现良好的国际商贸关系为指向，确保台湾能够便捷通达国际主要市场。

2.巩固本土科技创新优势，并支持提升本土科技创新转化为本土制造品牌的比例。通过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多产品与服务，促进自身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2013年开始，我国逐步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目前，已批准设立21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几乎涵盖了我国各城市群的先进地区与发展潜力突出地区。中国大陆同样是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深度分享者，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效利用自由贸易政策进一步深挖经济全球化红利，进一步促进地区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发展议题。

第三部分 发展主义的时代剧情

一、国家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

发表于 2022.03.17公众号“方见未来”

二十世纪以来，一些国家与地区在经历了史诗般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学习的榜样。而这些标杆国家与地区，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告别了快速经济增长，甚至陷入了瓶颈与发展陷阱。本文通过四部分内容试图框架性地分析这一发展剧情，解释其中的发展动因。

㈠经济发展的民众基础

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该国家、地区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原动力。而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政府则要通过制定政策与游戏规则，有效引导、利用这样的基础，进而使之形成发展合力。

1965年，美国科学家费曼在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宴会上曾问身边的日本驻瑞典大使，日本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快速腾飞？大使回答：“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启程访问非洲，“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童年所看到的画面。农民非常渴望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让我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睛让我想起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中国台湾所看到的农民，以及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时所看到的农民。”林毅夫坚信“通过良好的理念、正确的发展战略以及一些金融手段，这些穷国在未来几十年将能实现亚洲式的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工业化经济体。”

广大民众不甘于现状、并愿意为争取美好未来而努力的精神，是所有实现经济腾飞国家和地区曾经的社会底色，也是那些正致力于实现经济腾飞的后发地区政府需要珍视的重要社会发展力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弥漫着一种不怨天尤人、坦然面对、不认命、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让我深深感动。正是这样的社会进取精神，支撑起当时的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的精神底色，也充分反映在那个时代香港众多不朽文艺作品里。

反过来，我从不相信那些认为只要虔诚信奉主神就会带来好运的民族，能够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㈡政府与企业携手共进，形成发展合力

1.企业是驱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长期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是高度专业化分工。在这情形下，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体、家庭，而是企业。企业是驱动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与引擎。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企业家精神。李光耀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新知识、新科技以及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创新产品或服务。”

企业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有鼓励创业与促进企业家成长、并珍视职业经理人价值的社会土壤。所有经济腾飞时期的国家与地区政府，在促进行业进步，激励、配合企业发展方面都不遗余力。与此相伴，国家经济腾飞时期也留下了许多伟大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推动行业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传奇故事。那些伟大企业家，往往以深重的社会使命为己任。松下幸之助提出，“思考营利和社会正义的协调，谋求国家产业的发展，期望社会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生产的目的就是要充实和丰富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由此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内容并加以扩充。”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实践，激励并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投身于激动人心的时代剧情。

2.政府为行业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环境支持

政府是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的制定者，社会公关资源配置与管理者，并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政府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宏观特征与趋势，制定社会与行业发展规划，有效引导社会组织与民众朝设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前行；并与各行业企业紧密协同，针对行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机遇，达成行业发展共识，从而制定出相应切实有效的产业政策。

稳定的政策制度、政商关系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能够夯实社会发展环境，增加社会安定性与安全感，从而有利于企业制定与执行长远发展计划。美国学者傅高义1979年在其著名的专著《日本第一_对美国的启示》中提及“日本的官厅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在促进现代化事业，为帮助企业长期发展，努力推行最好的政策。”“这些官僚都是终身雇佣制，因此，他们对省厅工作就会作长期打算。大家都作长期打算，省厅的领导就会稳定，政策也会有连续性。”

㈢基础设施支撑与外源动力驱动

政府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负有主导责任。那些标杆典范国家与地区的政府，把持续改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硬件设施条件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与振兴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支撑。

1973年，因应台湾面临的内部瓶颈制约与国际关系困局，蒋经国提出了著名的台湾“十大建设”经济发展计划，预期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南北高速”、“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苏澳港”“台中港”、“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交通基础设施与重工业制造等重大项目建设。“十大建设”的实施，极大改善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极大提升了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进而增强了台湾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样的剧情，以震惊世界的超大规模在改革开发的中国大陆重演。自朱镕基在任总理时期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把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持续推动国家核心经济区进一步发展与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与引擎。

李光耀认为印度永远无望追赶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现代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中国，且难有全面改善的可能性。目前，尽管印度的公路总里程超过了中国，居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但高速公路总里程却不到中国道路的1%。如今，中国大陆高速公路总里程早已位列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的美国两倍以上，其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中。李光耀写道“这个国家已具有不利于投资的名声，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集装箱码头、铁路、机场、通讯及宜居城市等不够扎实，不利于经商。中国有许多日本投资者因希望分散投资而尝试到印度设立工厂或矿场，却惊讶地发现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当破旧。若是这样，你要如何把货物运来？如何把成品运出？”

内需不足以支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所有实现经济腾飞的标杆国家与地区曾经面临、甚至仍然要面对的发展背景。而这些国家与地区政府，均是所处时代引入外源驱动力以增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政策制度设计成功典范。

1965年，当马来西亚政府把新加坡扫地出门后，新加坡成为一座孤岛城市国家，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2年，89岁的李光耀在与94岁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话中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历程时，认为“是世界的全球化帮了新加坡。于是我们把全世界当成腹地。”

那些二十世纪以来成为经济腾飞标杆国家与地区的政府，无论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是仍以超大经济规模继续发展的中国大陆，在其经济腾飞阶段，无一例外采取积极的海外市场战略，以外源驱动克服当时的内需不足，拥抱海外资本、海外新技术与海外市场，让本国、本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分工合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深度分享者。

㈣总结与评述

1.经济腾飞时期国家与地区的行动特征

以中国大陆经济腾飞为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拉开了史诗般的中国改革开放序幕。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逐步从原来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当时民众希望摆脱贫困、企业谋求发展，与政府发展目标高度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际资本充分利用中国大陆人口多且人工成本低、土地便宜的优势，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海运联通国际市场，利用全球市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

为联通国际市场，中国不遗余力推动沿海港口建设，以及沿海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超大规模的广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在全国展开，为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归纳起来，中国大陆实现经济腾飞可以被借鉴的发展经验包括：

⑴ 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调动民众、企业积极性，合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⑵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制度与全球市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

⑶直接引入国际先进技术，持续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差距。

⑷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先行，与内地形成梯度渐进，以生产力沿海布局拥抱经济全球化。

⑸以建设现代化广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

2.迈向成熟社会的国家多元发展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腾飞时代的日本逐步告别了人口红利，告别经济增量驱动，经济总量的提升不再是国家优先目标，民众、企业、政府不再为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全力以赴。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陷于长期停滞，但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了高度便利化，社会保障体系极为完善，民众安居乐业。完全实现了日本运输省在1985年发表的《二十一世纪的港口》（Ports and Harbors in the21st Century）长期发展报告所描绘的未来日本发展场景，即“高效的产业空间、便捷的物流空间、舒适的生活空间”。

日本曾经为实现经济腾飞支付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日本实施沿海产业布局与高速发展之初，国家并没有环保标准，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沿海发展带来了沿海地区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工业污染。随着日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续不断地实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措施，并使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多元发展目标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实现经济增长的初衷就是为推动社会整体进步、解决社会民生多方面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迈向追求多元发展目标的成熟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再是以持续快速扩大社会再生产为指向，国家必然会告别经济高速增长，而走向社会经济稳健发展时期。

迈入成熟社会的日本，为什么会出人意料地陷于长期经济发展停滞呢？或许从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在其专著《现代日本》里看到端倪：

巨大的泡沫经济后遗症。1980年代末，东京证券市场的市值占全世界市值的40%；东京地价曾经超过整个加拿大。日本因经济崛起引起美国政府的担忧，进而遭受打压，“排日风潮”成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普遍现象。1985年，美国强制推动《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一方面极大提升了日本国民与企业的国际购买力，助推泡沫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严重削弱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新一代”日本人更强调自我的价值，不愿意被绑在经济发展的齿轮上，将自己的人生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而是希望寻求有更多可自主支配时间的工作，以满足生活上更多方面的需求。商界和政界的腐败在增多，民众不再信任政府领导人。民众、企业与政府难以形成社会发展合力。这些导致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类似事件与因素，或多或少也存在于东亚其它经济腾飞标杆国家与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此外，制约日本未来摆脱发展困局的主要因素是人口问题。一方面日本严重的持续人口老年化与人口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日本并不接纳移民。这导致国家负担越来越重，并越来越缺乏活力。

二、孟子与涩泽荣一，儒学在日本国家体制变革期的创造性修正

发表于 2022.02.10公众号“方见未来”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国家的根基是道德，而非逐利；若国家追求利益，就必然滋生社会矛盾冲突，导致国家动乱。因此，儒学的传统观点认为，追求道德与逐利一直是对立的，选举有道德的贤人治理国家，是实现黎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宏愿唯一合理路径。因此，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责、各安其位的静态社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每当皇权趋于稳定，则儒学必然兴盛。而在朝代更迭的变革时期，逐鹿者会约定俗成地把儒学暂时搁置一边。

有趣的是，孟子“利义相悖”的儒家传统观点，被近代日本思想家创造性地修正。明治维新时期，政体变革，全盘西化。日本商业精神领袖涩泽荣一重新诠释了儒家思想，认为营商逐利与儒家强调的社会责任担当并无矛盾，企业家、商人可以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践行“利义合一”的商业新伦理。逐利的企业可以是推动国家经济振兴、社会进步的引擎。

由于涩泽荣一，日本企业家、商人从幕府时期长期被歧视的社会下层群体一跃成为新时代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阶层。涩泽荣一居然使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相融合，成为促进国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是“利义合一”的商业新伦理价值观，使得日本战后经济重新崛起过程中，日本行业龙头企业、大财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展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企业发展的特点。

一般而言，在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优胜企业通过竞争淘汰同行对手、并购产业链延伸方向的企业而获得持续发展。“野蛮生长”是西方行业龙头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而战后的日本行业龙头企业，居然怀有非常强烈国家发展使命感，自觉配合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动以行业老大身份带领并关照产业链上一众小弟企业一起前行。这样的发展模式，减少了内耗，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使日本制造业在战后三十年跃居世界列。

“利义合一”的商业新伦理价值观，曾经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战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企业从里（强调企业对员工全生命周期的关怀，员工对企业从一而终）到外（企业肩负起国家发展的责任，企业间的协同发展）都洋溢着这样一种精神。

但当日本经济实现重新崛起，日本行业龙头企业选择从民族企业蜕变为跨国公司时，这一剧情就逐渐走向终结；这些全球著名的日本公司，与西方国际企业的差异越来越少。而这一终结，似乎也开启了日本长达三十年经济发展停滞……

三、同质化与差异化，区域、城市与行业发展经常遇到的议题

发表于 2021.07.29公众号“方见未来”

在谈及区域、城市与行业发展时，专家学者往往反对同质化发展，而强调差异化发展，这已经近乎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命题。而实际上，同质化的力量非常强大，持续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推动了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当代社会的差异化发展一直建立在广泛同质化基础之上。

㈠推动社会广泛同质化发展的动因

1.区域发展驱动

在区域发展竞争格局里，每个地方政府会主动吸取、借鉴其它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成功发展策略，因此，虽然各地政府提出的发展定位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做的事情其实类同。

2.行业发展驱动

在行业发展竞争环境里，某个企业探索出的成功发展模式与开发出深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会很快被同行企业所吸收复制。这导致很多同类型企业向社会提供越来越高度同质化的服务。如今，同类型家用电器的功能界面大同小异，其差异更多是被广告放大。企业自身产品品牌化策略也促使企业把自己的标准化品牌产品近乎无差异地投放到各区域目标市场。如截至2020年，“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累计在全国开业368座， 以同质化的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大城市。有位政府官员曾经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房地产公司实现了世界大同”。而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与社会基本保障也越来越趋向无差异化、均等化。

3.市场需求驱动

以中国国内大米消费市场为例，由于饮食习惯与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消费需求，我国从东北到海南，从华东到四川，大部分农田都在无差异地生产水稻。其他与巨量人口消费相关的领域，同样如此，如矿泉水、啤酒、手机等，这些普罗大众的消费品同质化程度非常高。

㈡差异化发展的类型

1.为实现与众不同导向的差异化发展

产品设计师、建筑师希望其成果能够被消费者、用户记住，会情不自禁地追求与众不同。某些小众服务的行业营运商，也希望其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于其他同行有所不同。典型的是邮轮旅游行业，每家国际邮轮公司都刻意强调其邮轮船上设施与服务独特性，力求使得邮轮本身成为邮轮航线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目的地。

2.针对资源禀赋独特性所采取的差异化发展

在传统的建筑设计准则里，需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特征。如在气候条件方面，东北高寒地区住宅建筑设计要重点考虑保温采暖，而华南地区则要充分考虑通风散热。

3.区域分工合作策略驱动的差异化发展

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合理性与产业链的整体性出发，政府会通过政策驱动、行政资源配置引导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各有侧重的分工合作格局，促成诸如“产业新城”、“科学城”、“大学城”以及各类“专业镇”等特色产业空间集聚。

㈢同质化与差异化相辅相成

1.行业发展领域

企业管理模式、发展理念、工艺流程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实践，有助于保持与提高企业阶段性差异化发展优势。而管理模式、发展理念、工艺流程与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分享与普及，则意味着新一轮行业广泛同质化发展的来临。

2.区域发展方面

区域内部差异化分工发展，往往是区域间产业结构同质化发展的体现。长三角与珠三角，其内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城市分工合作关系；但从区域产业结构与行业发展目标来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呈明显的同质化发展，长三角要实现的每个发展目标，同样是珠三角近期全力推动的事情。

3.消费市场领域

凡是超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产品同质化程度更高。如目前移动通讯行业全球消费者人口规模达50亿以上，各大电信营运商向社会提供几乎无差异的高度同质化服务。

当代大型消费品制造商实现产品差异化、个性化市场营销策略如出一撤——均采取界面功能与操作系统的无差异化，主体硬件标准化来简化供应链流程，以提出代际技术进步特征，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同时，以提供部分元、配件技术规格的有限选择菜单来满足细分用户市场的个性化需要。

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困局与改善措施

发表于 2021.06.10公众号“方见未来”

非洲目前人口13.2亿，排在中国、印度之后。联合国预测，未来3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50%将发生在非洲。2050年，非洲人口将增至25亿，几乎为印度与中国人口的总和。因此，要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绕不开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占非洲总人口的86%，并集中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极端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发展困局，是当代世界性发展难题，极具挑战性。

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难题

1.人口增长极为快速，但就业机会不足

过去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人口增长普遍在40~100%之间。目前，每年就业人口增长在1000万以上，而增加的就业机会不足一半，日益增长的就业缺口会造成更多的贫困，给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2.大都市无序蔓延发展，导致城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目前，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表观城市化率提升很快，人口不断向大都市郊区聚集，但这种迁移并没有强有力的就业机会支撑，没有规划建设引导，往往造成大都市周边没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支撑的贫困人口居住区快速无序扩张。

3.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基础教育普及率低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13.5%的全球人口及22%的全球儿童人口（15岁以下），但其教育投资仅为全球总量的4%。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直是全球文盲率最高的地区。

4.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落后的基础设施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撒哈拉以南非洲至今没有跨国高速公路，内陆运输效率低、成本高，尤其对于广阔内陆地区，这一短板制约尤为明显。

5.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区域分工合作不明显

相比较而言，欧洲大陆虽然也是由许多国家构成，但欧盟构建了单一内部共同市场，实现了欧盟内部生产、服务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促进了欧盟内部的区域分工，以及各国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6.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对国际资本缺乏吸引力

西方资本对非洲的投入更多在石油天然气、矿石等资源获取方面，对民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并不青睐。因此，西方资本并没有意愿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环境。由于普遍贫困，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经济改善措施，民众购买力上不去，内需乏力。

㈡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的策略

1.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持续发展

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是促进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让庞大人口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2.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生产与国内外市场需求一致的农产品，发展农业加工业

非洲农业人口巨大，适合农业发展的土地资源丰富，具备发展为国际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的本底条件。如果针对国际市场需求，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培训农业生产、管理技能的从业者，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将能够形成现代化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3.促进资源出口贸易向资源加工出口贸易发展

鼓励国际行业资本在非洲建立能源、原材料加工产业链，通过促进加工业在当地发展，一方面延伸资源开发价值链，为资源国当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降低国际海运货物重量，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利于环保。

4.推动关键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集中资金，建设门户枢纽与陆桥大通道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非除外），仍处于农业国或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阶段，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建设门户枢纽，以及联通门户枢纽城市与内陆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以及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间的主通道，让地区生产力与外部市场需求有效联动。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是依靠一条联通广州、深圳的广深高速大通道，以及一个香港国际门户枢纽，最终引发了“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的大发展。

5.以“互联网+”为切入点，持续推动本土产业与本土社会需求协同发展

对于较贫困发展中国家，发展互联网新基建，比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网络要容易太多。因此，无一例外，这些国家改善最快的公共服务设施，就是互联网。基于非洲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预期，非洲电商公司正在迅速崛起，将持续对本土消费与本土生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缺失快速交通运输网络的支撑，非洲电商服务将长期局限在非洲各国经济中心城市，而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单一经济中心城市模式。因此，非洲电商服务会长期呈现集中度高，普及率低的特点。

6.加强对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的规划管理，前瞻性引导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与综合交通体系发展

对于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非洲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国家单一经济引擎。受巨量人口增长以及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衡影响，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空间蔓延的规模与速度都将超过中国省会城市，如果没有前瞻性预判与相应的治理行动，未来非洲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很可能未成长起来就已经陷于深重的城市病综合症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