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忠智；摄影：冯水木、锦江区档案馆、完璧】
“华兴”，说文解字乃繁华兴盛之意。以此命街名可见当年华兴街之风貌。此街东起王道正直街，西至暑袜街，沿途多为繁华之街区，颇具盛名的诸如劝业场、昌福馆等，是为老成都热闹街道之一。
华兴街之“既华且兴”体现在上、中、东几个街段上。华兴上街旧名华兴街，后东段部分改为上街，西段则称皇华馆街。皇华馆位于上街之北，乃朝使驻节之所，其始设年代不详，乾隆年间重修。王士祯《陇蜀余闻》和陶澍《蜀车酉日记》均言及之，对当年凡奉使告祭山川，典试与察吏者寓此的情形作了描述。街北又有昌福馆，内有著名本土实业家樊孔周开办的昌福印刷公司，公司停办之后原厂址方与华兴上街连通。傅樵村主办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和文坛怪杰刘师亮的“师亮随刊”亦在馆内，昌福馆后逐渐成为银器业聚居之所。据说昌福馆原为商务总局的驻地，是民国初期改建的。街西的警察总局传说甚多。
首先，是警察机构成立的背景。公元1900年后，义和团运动风潮席卷全国，极大地震撼了本已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为了稳固其封建统治，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仿照联军曾设在北京的巡捕局，在京师设置了工巡总局，这是中国警察机构的开始。而清政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警察部门的起因十分明确。据《上庆亲玮》中记载，清政府急迫地在全国推行警察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扑灭国内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除了上述原由之外，清政府成立警察部门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时的清政府推行新政，借鉴国外的经验为已所用，将管理地方日常治安的机构设为警察部门，从而替代了以前的衙差。成都创办警察亦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岑春煊任川督时正是四川义和团兴起之时，按岑春煊的初衷是想依靠周善培创办四川警察的，但因为周善培资望不足，仅是一个副榜，所以初期的四川警务学堂总办和次年创办的警察总局总办，都是由云南候补道李觐光担任。而周善培仅是学堂教习。在此期间，周善培率先提出了“采外酌中师古；保安正俗卫生”的方针，又订立章程400余条。周善培的职务虽不高，但所有创办初期的章程和条律等全部由他起草，加上他曾赴日本学习过国外于此方面的先进经验，又在任教习期间亲自训练了警务学堂一、二班成员，这批人日后成为了成都警察中的骨干。这些，都为周善培日后的升迁铺垫了道路。1903年4月，原保甲局正式改为警察总局，第二年移设于华兴街北的皇华馆内，并一直延续多年未曾变更。1905年警察总局更名为四川通省警察总局，管理全川兼成都的警务，至1906年，周善培继上任总办贺伦夔之后正式出任四川警察总办的职务。后锡良督川，载撤华兴街西的原成绵龙茂兵备道，当时所在之街名为“成绵道街”。后改设为四川通省巡警道，周善培升任道员，主政一省警务。随之又兼任劝业道，登上了他仕途的巅峰。在此期间，周善培力主新政，极力推行“娼、场、厂、唱、察”的措施，至今仍为民间流传的谈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善培从初期的弃文从政，走上创政治生涯的顶峰，后又复归文人，不问政事，恐怕，这便是封建政治体制下文人从政的命数吧？周善培亦无出其右，但他和四川巡警道以及当时的四川警务一起，都作为历史风干的叶片遗留在了老成都历史典籍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警察总局改为省会巡警总监署，后改为省会警察厅，原巡警道所在地亦在民国后改设为川西道尹公署及北伐后的国民革命军第28军司令部。街南曾有聚兴诚银行的成都分行，是成都最早的私营银行。在它西侧有广东梁姓人氏开设的容照相馆，创办时期约为光绪年间。又西是泗兴合银楼，街南是通惠银行。
华兴中街，东接东街，西接上街，约190余米。街北有悦来茶园，据说是新派改良川剧的发源地。亦是在周善培任劝业道期间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周善培的“唱”字计划之一便是拆除华兴中街的老郎庙，在其地址上建立悦来茶园，取“近悦远来”之义为川剧改良提供舞台。那么，被他拆除的老郎庙为何呢？老郎庙建于乾隆末年，唱西泰腔的旦角魏长生倡导供奉唐明皇为戏剧业祖师，便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川剧艺人在尚是一坝菜地的华兴中街修建了老郎庙，订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老郎会期。众人公推魏长生为首任会首，又组织了专门的老郎会管理庙务，雇请一张姓之人充当“龛师”，司香火祀神。“老郎会”是归于“资阳河”的川剧流派，曾在一段时期内与“川西坝”、“川北河”、“下川东”一道被称为四川戏曲的“四条河道”。
时至周善培出任劝业道期间，这座经历了几朝的老郎庙才被新兴的悦来茶园所取代，而周善培主持的“四川改良公会”则是新派川剧形成的起点。周善培以官方的名义委托时任商办悦来有限公司负责人的樊孔周承办悦来茶园的建设，建成后有规矩为：男宾由华兴街入，女宾由梓潼桥入。在拆除老郎庙时，据说遭到了一批老艺人的抵触，几经周折达成了迁原老郎庙于猫猫巷重建的协议，又与艺人们鉴定了“二十七字文约”，承诺在老郎庙旧址之上新建的悦来茶园永为伶人谋生之所后，拆迁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这纸文约为后之“三庆会”的艺人们于此谋生起到了重大作用。辛亥革命后，长乐、宴乐、悦乐等戏班联合组建了戏曲进步团体“三庆会”，是创建川剧剧种的一代先驱，并吸引了不少川西坝戏班的名艺人加盟。1935年间文泉社戏班与三庆会发生了争夺悦来茶园的纷争。在三庆会处于不利的情形下，幸有当年与周善培的一纸文约才赢得了官司。
在三庆会最红火时期，华兴正街巷口挂满了黑漆木牌，上有铅粉写的演员名字和剧目。名角是一人一牌，稍次的是二人或数人一牌。进入木架结构的剧场，上面是高大的圆型屋顶，周围是开合的窗户，既透光又通风。戏台前有两根大圆柱，名丑任子辉演“吊打”戏时就吊于柱上表演各种动作。台口上方是一根大铁杠，供武生献技。观众席分楼座和堂座，剧场的左、后、右三方之楼座初为女宾专设，后设成了“楼包厢”。民国初年的堂座安的是方桌和双人长凳，每桌留正前方不坐人，俗称“开席”。后改为剧场前半部分设若干方格，每格安椅十把，称之为“堂包厢”。后半部分为连排坐椅，自然价票也就前贵后低了。堂座后面是维持场内治安的带枪兵士，称之为“弹压座”。演出时，打脸帕的，卖烟糖的，赁椅垫的，穿梭忙碌，不亦乐乎。到了大戏上演之前，每天的午台、晚台剧目和演员依序编为戏报，由昌福印刷公司用16开纸铅印，并在观众入场时散发一张。此外，还要用彩纸写明剧目及演员名字于重要路口张贴，以吸引人众。
此街之上除“颐之时”颇负盛名外，诸如盘飱市之腌卤、聚丰园餐馆之填鸭以及街南的荣盛饭馆和“一家春”等皆为知名食店，于当时之餐饮名店。先说这至今仍红火的“盘飱市”。1925年，牟茂林邀约杨汉江和悦来茶园园主冷远峰合伙创立了“盘飱市”。为了扩大宣传，冷远峰指定剧场戏码单和戏台前玻板上都登载上盘飱市的广告，加上盘飱市所处口岸极佳，创办后很快就生意兴隆，甚至压倒了老牌腌卤店“德厚轩”。
华兴街上的“一家春”也是一度异常红火的餐馆。一段时期内曾与“楼外楼”、“醉霞轩”等排名成都知名南派菜馆。在“一家春”消费，菜可出堂，亦可馆内吆喝，名曰“进馆”，咄嗟可办。其价虽有定，而开帐时有折扣，食毕时另加饭钱、茶钱、洗脸水钱、水烟钱、咸菜钱、堂倌的小钱。经营方式可谓特殊，与本土川菜餐饮甚有出入，这是南馆的风格。菜品上，一家春之菜品亦种类繁多，价格也较普通馆子贵。较有招牌知名度的菜品如清蒸鸭子800文、8块鸡480文、碎皮大鱼320文等数十种，花样齐全，价格不一。
在华兴中街之上，另有商业场为老成都最繁华地区之一，一度誉为成都百业云集之首善区域。这也是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期间实施的“场”字计划之象征。初时商业场名为劝业场，北起华兴中街，南抵春熙北路，始建于新政背景下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间，于次年落成，场东之“一品香”，以荷叶蒸肉、干烧海参著名成都食界；场西“菜根香”所烹之鳝鱼、青蛙也是旧成都饮食一绝。其北的味虞轩，以锅粑糖、酥糖及各式月饼走俏蓉城；场西又有敬益增京货局销售北京精致鞋帽，深受顾客好评。场内更是汇集了各行各业的商家，其繁盛程度于当时居成都之冠。
（下篇：《华兴街说老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