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篇流水账，可能毫无有趣之处，所以我也不去想是不是有人看。
我也不是想卖惨，这世上比我惨的人还有太多。只是我想说，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出身的孩子，最后都碌碌无为，蒙昧无知，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我们。也许洄溯过去的成长之路，就能清晰地看见其中因果。
1998年，我14岁，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家里没钱，我成绩又偏科得厉害，没考上好的高中——之后每天帮家里干农活。
有一天，村里一个从外面打工回去的小姐姐，和我们一起去打猪草。
我们蹲在初冬的田野里，脚下遍野的甜菜开着小黄花，在微微的北风和艳阳下轻摇。
小姐姐烫着卷发，穿着风衣和尖尖的高跟鞋，手指细白。她和我们说外面的楼很高，女孩子穿得都很漂亮，打工能挣很多钱。
我握着锯齿小镰刀，对她的描述感到神往，同时感到很忧虑。我问她：你看，外面有像我这么大的女仔么？我出去，有厂子要么？
小姐姐回答：有呀！怎么没有？！
我放心了。
我向往打工，可是我没法跟小姐姐一起出去，因为我不够年龄，没有身份证。
过了年，我15岁。我妈把我送到我外婆家，交给一个远亲——我舅妈的弟媳妇，我也叫她舅妈——准备请她带我去广州找工。
我们买的是绿皮火车票，车上的人挤得不分彼此，过道上也堆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我勉强把半边屁股坐在我的蛇皮袋上，前后左右都被挤得无法动弹，从我的位置也看不到窗户。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半躺半坐，头搁在我屁股旁边，打着呼噜。我一路忍耐着，不说话，也不好意思抱怨。
舅妈叫我吃东西，我只吃了几片饼干，不敢喝水，怕要上厕所，挤不过去。
我不记得是坐了16个小时，还是18个小时，又或是更久，我甚至产生了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的错觉。
下了火车还是半夜，我脚步虚浮地跟舅妈走。她带我去找她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亲戚，说睡到天亮再去她那里。
我跟着她穿过那些街道，街灯昏暗，偶尔开过的车灯光却很刺目。不时看到有三三两两肥硕的老鼠——比我在老家见过的大多了——在垃圾堆里钻来钻去，忙忙碌碌，享受着它们的盛宴。见到人来也并不很惊慌，象征性地避一避罢了。
舅妈那位亲戚住在老旧的阁楼里，楼板一踩就往下陷，各处都狭窄得无法转身。她似乎是做裁缝的，逼仄的阁楼里堆满了碎布料，床上胡乱挂着低矮的蚊帐。
在那位亲戚家借宿了半晚，第二天早上我跟舅妈一起去了她住的地方。她那里住着她和她老公，还有一个请的师傅、一个小工——她家是开五金店做不锈钢门窗的，店铺里弥漫着一股金属的腥锈味。
舅妈把我临时安置在她家的客厅里。
第一天夜晚，大家都睡了，我关了灯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脑袋里混混沌沌地，望着眼前黑暗的虚空，有一点想我妈。
我正想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脑袋上蹿过去了。我迟钝地回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那是一只老鼠。我惊坐起来，捂着胸口，背上出了一层毛汗，但没有吭声，因为怕吵到舅妈他们。
我失眠了大半夜，最后天快亮的时候睡着了。
早上我精神萎靡地起来，舅妈说不远处有一家鞋厂在招工，让我跟她过去看。
我觉得鞋厂从外面看起来很漂亮，楼很宽，很白。工厂电动闸门门口的保安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
阿姨问我要身份证，我说我没有。阿姨打量着我，悄声说你去借个呗!
于是舅妈带着我折返回去，然后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身份证，身份证上写着“杨兴华”，我看了年龄：26岁——看起来和我一点儿也不像。
我们拿着这个“杨兴华”的身份证又去鞋厂，这回阿姨不在了，换了别的保安——他收了身份证，并不多看，便让我进去了。
我被带到人事部，简单做了登记，人事吩咐我要交照片，并且要押半个月身份证——这期间若是离开将拿不到证件。我不懂，也不敢多说话，都答应了。
人事把我带去车间，车间里机器轰鸣，开着好几条流水线，还有很多大型的啤机，弥漫着浓浓的橡胶和塑胶味。工人都顶着年轻而疲惫的面孔，手像机器的一部分，动作机械而快速。
我被分在了做质检的流水线上，手里拿把批锋小刀，边做质检边给鞋子多余的边角做修剪。
尽管我十分专注地做，但始终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很快我面前便堆满了鞋子。拉长——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男人，据说是四川的，过来朝我发火：我做了这么多年拉长！见过动作慢的，但从没见过你这么慢的！
我很羞愧，很委屈，低着头不吭声。旁边有个大姐帮我打圆场：哎呀，人家刚来嘛！
拉长转过去对她嚷：我刚来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啊！
大姐回道：你能干嘛！
拉长不说话了。
那一天做的有一款是带粘扣的鞋，我的手指在工作过程被磨出了许多倒刺，十指往外渗着血，我用手指互相蹭掉继续做。拉长看到了，又说了我一顿：你手怎么了？破了为什么不说话？
我不敢说，我心想。
拉长给我拿了几个创可贴过来。
我那天是上的夜班，晚八点到早八点。半夜十二点时，身心俱疲。大家闹哄哄地去吃夜宵——是寡淡的河粉。要自己带碗，我不知道，没有带，所以我只好饿着看他们吃。
我很想回家，想我妈。但是不行，我是出来挣钱的。
我熬过了我生命中第一个夜班，第二天早上下了班去照相，买碗筷。还和在流水线上刚认识的一个18岁的小姐姐出去合租了一间房子。
房子是一层的平房，在一片荒地里。进门两边是房间，我和小姐姐租了左边的一间——门上的锁是坏的。对面住了一群男人——和我们在一个工厂上班。
他们邀请我俩进去聊天，很热络。
上了三天班，小姐姐调到别的工位去了，我们上班的时间也错开了。
我还是每天堆货，挨骂，抽不出空去喝水或者上厕所。
我越来越想我妈，下了班偷偷地在出租屋里哭。对面的男人们下班回来，我们一起聊天，我说我想回家，但是我身上没有车费。并且时间没到，证件拿不回来。他们叫我安心做。
习惯了就好，他们说。
大概第十天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很差——我旷工了，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犹豫下一步怎么办。
我想着想着睡着了。
我想我是被什么东西惊醒的，睁眼一看，已经是傍晚了。我视力不好，只感觉房间里看上去昏暗朦胧，门口竟然站着一个人！
我吓了一跳，定定神发现那人我认识——是对面一个矮个子贵州男人。
男人看我醒了，便开口叫：杨兴华。
我坐在床上看着他，心里很困惑，问他干什么。
他嘴里说：你要回家是吗？
他边说边走过来，我下意识地回答：啊……可我没车费。
他走近了，突然把脸贴过来，紧挨着我的耳边，说：……我们做点事好不好？
我惊悚地推开他溜下床，赤脚往外跑。贵州男人没有追出来。
我在外面光着脚游荡，不敢回出租屋。一直等到晚上八点，知道贵州人上班去了，我才带着恐惧的心情回去，急急忙忙把我的东西装进破蛇皮袋，拖到舅妈家里去了。
舅妈看到我很不解，我没有跟她解释，只说我不想做了，求她借车费给我回家——大概需要八十块。
舅妈让我住下来，说下个月清明节，她要回家扫墓，到时候带我回去。
我在她那里住下来了，每天帮他们洗衣服买菜做饭。
到了晚上，我总是一个人跑到天台上哭，一边想我爸妈，一边担心花了路费却没有赚到钱，很愧疚。
我把买菜的钱每天省下来两块，去小卖部买麦丽素，一天一包。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留了一些想拿回去给我爸吃，他胃疼，吃甜的能缓解。
熬到清明节，舅妈带我坐卧铺大巴回外婆家。
大巴车上很臭。有一个男人跟我们的位置紧挨着，舅妈让我睡他们中间，我不好意思拒绝，默认了。那男人一路上隔着被子不停地把他的腿往我这边压，我不敢吭声，只好尽量往旁边挪。
下了车回到我舅舅家，我自己的舅妈看到我，十分生气，恨铁不成钢地把我数落了一顿，说别人都能做，我为什么要跑回来。
“家里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都不给你爹妈减轻点负担。”我的亲舅妈说，然后就不管我了，让我戳在那里。
我在她家门口像认罪一样默默站了半响，自己循着记忆中的路去找我外婆——舅妈和外婆家大概隔着要走上半小时的泥巴小路，除了出来打工这一次，之前我只在五岁的时候跟我妈来过。
行李很重，我把我所有花了钱的东西都带回来了。我一只手抓着肩膀上蛇皮袋的带子，蛇皮袋的拉链被撑得绽了线——里面除了衣服，还塞着我花三十块钱买的化纤被子；另一只手提着塑料桶子，桶子里戳着衣架，还有洗衣粉和洗发水、拖鞋。
那天下着小雨——是我15岁的生日。我没有伞，就那样慢慢地走着。临近清明的细雨濡湿了我的头发，它们黏成一绺一绺，不大体面。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的外婆，怕她和我舅妈的态度一样。
路上我没有迷路。
到了我外婆家，我外婆看到我也很吃惊。她烧了一点热水让我洗澡洗头，第二天把我送上回家的大巴车。
我没挣到钱，还赔了路费和生活费800块，回到家大家都嘲笑我，也有鄙视我的。我爸说：回来就回来吧！家里吃的总还有一口。麦丽素被我自己吃了，因为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觉得太幼稚。
看到我爸妈我没有哭。
后来重新出来，我也没有再哭，也许是因为我终于习惯了。
穷是原罪。从15岁开始的青春，于我是一滩烂泥，这烂泥里也并没能开出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