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为读者在读作者的作品会将作品和作者分开，尊重作者的想象力。我在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会以为哈姆雷特有莎士比亚的影子。
不过，一旦作者的作品跟她自己生活的地点有关联，读者似乎情不自禁地就会以为作品多少是影射了作者本人的生活。
我在《一个人的出版史》中，读到余晓群对卫慧的《上海宝贝》与棉棉的《糖》之评价。
普遍说法是这些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胆大、肤浅，“用身体思维，用皮肤呼吸”，写来写去都是些性交、吸毒。
离开上海前在南京路步行街买了《糖》《上海宝贝》。有朋友得知说：“不妨带上飞机翻翻，然后就留在飞机上。”言下仍是不屑。
卫慧和棉棉是另一代上海人。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她们描写的都市风景里消失殆尽，那一切好像从未发生。当然绝对没有在现实的都市风景中消失，这一点任何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在上海街头走上5分钟就会明白——并非全是红男绿女广告霓虹灯。但他们的小说把这一层干净地剥离出去了。（依据我的理解就是故意夸大了情爱的成分，而忽视了旧有的政治变革因素）厌烦？回避？麻木？抑或是所谓政治淡化给了新一代人新的眼睛？不管是什么，反正此事免谈，谈也没用只落个不酷不漂亮。在这一点上‘新人类’俊杰们各个彻底‘识时务’——或者说干脆长在时务中。令人感叹‘向前看’和‘向钱看’的政策到他们这里算是真正开花结果，开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恶之花’。
最后说几句棉棉。单看这本《糖》，棉棉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不如卫慧。她的叙述语言高不成低不就，不使劲成了流水账，一使劲又成了文艺腔。“天空伟大而灰暗”“她美得很细节”“他的歌声伤感得很完美”“他爱我爱得像一座铜像”……我的天，编辑居然也不给她把把关。
另外一位国外文学评论家对卫慧的《上海宝贝》如是说：
前几天看到李陀说，现在文化界“摆”得特别厉害，好多人都脱光了站在镜子前夸自己脸蛋儿多漂亮，屁股多白，卫慧似乎挺适合这一描述的。
看完这些专业编辑的评论，不禁手心冷汗涔涔。我一直以为读者会客观地看待作品和作者的关系，殊不知他们会把小说与作者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个人认为，对《上海宝贝》的评论集中于作者身上，主要源于故事的女主人公太过出挑，作者给女主人公的聚光灯太闪耀，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有部分自我炫耀的成分。
我是一个喜欢游离在人们视野之外，热爱自由自在的生活之人，因此我更希望作者不会在我的作品中感受到我的影子。（实际上，我的人物真的是想象的，很多事都是我不曾经历、透过他人的作品而产生的灵感）
于是，我思索着，怎么样去创作才能让读者从故事的每一个角色里吸收到营养，而不是力捧某一个人物。
故事之所以精彩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碰撞与矛盾，在于它无限的跨度（地域、涉猎的内容等）。
简书平台更偏爱言情，但言情有些小家碧玉之感，登不上大雅之堂。我更偏爱那种在宏大的叙述背景下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因为那样的感情似乎更经得住考验。
那种你侬我侬的腔调多少有些靡靡的颓然，少了些许蓬勃的生机，如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交织，不顾芸芸众生之生死而贪恋情欲之爱。
或许，闪闪发光，令人熠熠生辉的爱都不拘泥与情欲之中，而是一种追求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默契与不谋而合。此生，若有灵魂知音实属不易，这样的爱一定不是下沉的，而是引人向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