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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论其世
最近购了三本《曾国藩传》，它们分别由张宏杰、朱东安和萧一山撰写。张宏杰出生于1972年，朱东安1939年，萧一山1902年。三人都是历史学家。张宏杰主要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朱东安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着重晚清阶段。萧一山一生专治清史，有“清史研究第一人”的美誉。我已读完张著，在读朱著，萧著未读。对比张著与朱著的区别，朱著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历史大背景的交待，将曾国藩的为人、学术、功业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陈述。
圣贤是以其言行影响当时和后世，而圣贤本身也是时代塑造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孟子·万章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发挥了这一层意思，他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其学说不易评论。”朱著就是从“论其世”出发，对曾国藩抱以同情而理解的评说。
朱著开篇就交待了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三大背景：
一是政治背景：清朝政体与前代无异，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相当，但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常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清朝军队有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是正规军，由满洲贵族组成。绿营军是由地方官员领导，招募汉人军队。在清朝创建初期，主要依靠八旗。平定“三藩”后，八旗业已腐败，战斗力大大削弱，攻取战胜，全仗绿营苦战之力。但到乾隆后期，绿营也重蹈八旗覆辙，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主要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拼杀。团练就是地方乡绅组建的民兵组织。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地方团练组织，国家不拨付军饷，需自行向地方政府和乡绅募集经费。因为国家和地方的正规军已腐烂得不能用了。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征兵条件之一，就是凡参过军者一律不得录用，以防范正规军中的不良风气带入湘军。
二是文化背景。儒家经学一直有汉学与宋学之争。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清代考据学复兴。朱先生在书中交待了考据学复兴的历史背景。清代初期的几代帝王极力推崇宋明理学。汉族士人中有部分人不满于满洲贵族的统治，将这种情绪表现在文字中，很快遭到“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于是另一部分就采用更隐蔽、更高级但却是完全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名物考据打击清朝统治者所刻意扶植的程朱理学。以汉、宋门派之争，曲折地表达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情绪。但到了晚清，农民起义频仍，加之西方列强侵略，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将目光转向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推行的洋务运动，便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三是地域背景。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偏僻的山村。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遂使湖南人思想保守，不容易接受处部思潮影响。湖南学术界的特点有二：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曾国藩进京后，其交往的多湖南学士，皆以理学修身。曾国藩日记所述的日课，也都是理学的工夫。二是注重经世治用之学。这两项学问贯穿曾国藩一生。
湖南西部和南部多民族杂处，分别与川、黔、两广接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动乱。湖南地区的乡绅在这种动乱频繁的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积累了丰富的团练和剿匪经验。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在广西金田发起的。论太平天国的起因要追溯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的唯一对外口岸，不少物品通过湖南、广西运往广东。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渐次移至上海，广州贸易锐减，昔日运输线上的水手、驮夫陷于失业。同时，鸦片战争时曾招募大批勇丁，战后骤然裁员，也使一大批人无以聊生。于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联合起来造反。广西起义如火如荼，广州、湖南也不时发生起义，战势紧张。
晚上，夫请我吃必胜客，趁此偷学厨艺。下回，我也要在披萨里加点菠萝丁和蓝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