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
“诚”这个概念，如果仅仅从比较平面化或通俗化的理解，好像就是诚实，是一种品格，就像今天用的“诚”字，说这个人很诚实、有诚信等。
确实，在儒家伦理里面，“诚”是非常重要的德目，是为人做事的基本要求和分寸，当然有这层意思。但“诚”这个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又有非常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它是所谓“天人合一”的一个枢纽性概念。
关于“天人合一”，今天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讲中国文化，讲儒家思想，最高的一个理想就是天人合一，但何为天人合一?这实际是很复杂的，我们可以通过《中庸》“诚”这个观念来看天人合一如何可能?《中庸》第二十一章以后，有十几章是专门讲“诚”的，从“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段话以下，整个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诚”这个概念来展开的。它大概讲了这么四层意思：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至诚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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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诚尽性”
“至”就是最，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或者“达”，就是得以、达致。“至诚”不是一般的诚，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品行，按照《中庸》的理解，它是天地的最高属性，我们能够理解和把握的东西就是天地的“至诚”，天地的这种精神便可用“至诚”二字来概括。
我们的祖先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假如不是从原始宗教的神灵意识进入，很自然地便要考虑天地运行的节律问题，比如说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晚上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有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一年的季节会有变化，气象上有风霜雨雪，有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象，以一种很朴素的理解和认识，就会认为这些是天地最根本的东西，它呈现了出来，我们能够去理解和解释天地自然的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的节律把握好，就能够与天地相和谐，可以合乎它的本性，按照它的节拍得到一种最好的、最佳的结果。农业民族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强的，它要和天地自然有一种融洽感，有一种亲密感。
今天讲的自然生态，只是对工业社会破坏生态之后的一种修补，而中国古代的思想本来就没有这种背离性，可以说是天然的生态主义。人存活在世间，和自然万物打交道，就要考虑如何与环境相融合，不光是索取，而是要有一个交互的关系，这在《中庸》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所谓的“至诚”精神。
“至诚尽性”，就是凭借对天地的理解、对天地的把握，去发挥人能，去尽人之性，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说人生天地之间，在天地人三才之道里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有特别的担当，人和自然万物是不一样的，是天地之中最有灵气的存在，是万物的精灵。所以人生天地间，尽管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是非常特殊的角色，需要尽人之性，发挥人能，来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则天地位、万物育，达到“与天地参矣”。这可以说是人的生命意义的最高表现，怎样能够在宇宙自然当中把人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儒家的理想，所以不管是君子人格也好，儒家对社会治理的期望也好，就是要参天地之化育，要“能尽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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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至诚能化”
《中庸》讲了“致曲”的概念，就是天地万物很不平常，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们对天地的理解和把握，是一个体会“至诚”的过程，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致曲”的复杂性，由形著到变化，大概就是说世界不那么简单，人生也不那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充满皱褶的、而不是平面的，所以要以至诚起化。这个“致曲”而化的意识在《中庸》里面有充分的阐述，就是“至诚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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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至诚如神”
可以说是儒家对于鬼神的理解，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儒家一开始就是“准无神论”，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太讲鬼神那一套，只是存而不论。《中庸》也讲“前知”、预言这些，但更重“以德配天”，对鬼神的理解，相当于在天地之间或人与天地相合之后的某些神妙的表现，它不是外在的偶像性存在，而是贯注于人自身的精神世界。所以“至诚”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神灵相通，但这均是与人的实存性息息相关的，而不是有另外的一个世界。这样对鬼神的解释，显然有其宗教性的一面，但非偶像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的精神状态，所谓“至诚如神”，神鬼这些东西都是“至诚”的某种表现、某种状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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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至诚无息”
《中庸》讲了很多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这些思想和《周易》是相通的。《易》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说“天地之道，博厚高明”，都强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宇宙千变万化，均是“至诚”的表现，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至诚”的精神所含范围是非常广的，天地万化、生生不息的状态都是“至诚”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庸》对天的意向的描绘不是把它塑造成一个上帝，而是体现“至诚”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显然与人有直接的关系，是人自身想象的一种投射，是从人的存在状态来理解天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反过来，又从天的这种“至诚”精神来解释人，寻找人的存在的终极性意义，塑造形而上的意义世界，表达某种宗教性的依赖情感。这里面当然有信仰的成分，因为你面对这样一个“天”的时候，就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需要保持一种敬畏感，不可随便造次，更不能随心所欲。你的行为要符合它的节律，符合起码的要求，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对大自然的敬畏是相通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形而上”的信仰世界，在冥冥中有这样一个东西制约着我们人类，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天”。但这个“天”，不是西方宗教讲的上帝，它跟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通的关系，所以《中庸》讲了天的“至诚”精神之后，接着就讲人的问题，就是从君子、从圣人，尤其是从孔子的一些道德理想来讲人应该怎么做。而人的理想行为恰恰是和天的“至诚”精神有某种契合性，不违背这一“至诚”性，这样才能达到与天相合的状态，这也就是所谓“至圣”的追求。所以，“天人合一”不只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过程是从道德、心灵、意志、情感，然后到知识、教养、行为，我们人类的全部活动，包括社会制度的安排都融汇在里面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从“至诚无息”的道理来看，儒家理解的天是什么，人是什么，天人如何相合，这里面的问题和环节非常多，并不是简单说人与自然相处好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人在这个动态的结构之中，怎样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参天地之化育，成就一个美好和谐的宇宙。而这个宇宙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世界，不是纯物质意义的，它有某种抽象性，但它又是具体的，天地日月星辰，山水草木鱼虫，我们都看得见，这跟西方的上帝形态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信仰又不是一个所谓纯自然状态的，不是万物有灵论，不像原始宗教那么简单，它要经过一个人文化的塑造过程，是按照人的精神想象或者可以理解的精神世界的要求，给自然的意义赋予了某种灵气，这种情况下才能讲所谓的“天人合一”，它实际上是一个精神外化和文化创造的结果。
《中庸》起首一句，只说“天命之谓性”，不解释何以为性，更没有阴阳等生生环节夹杂其间，而是直接说人生的道德实践活动。它也不用生化的逻辑程序来谈论天道，只捻出一个“诚”字来，便打通了天与人，在己性和物性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诚者，天之道”和“天命之谓性”一句，语义上相回环，所以后面讲的性，都是在“诚明之谓性”的意思上立论的，而所谓的天，也是在说“至诚无息”意味上的天道，人与天均归并在“诚”的意义之下，为“诚”的精神所统摄。这样，在至诚之道底下的天与人，实际上就没有了间隔，在“诚”的意境中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了。正像清初大儒陆世仪所说的:“《中庸》一部书，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一。”“不是天人合一，如何能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在此合一的状态之下，尽己性即是尽物性，体物而不遗，尽物性便是尽己性，周遍而不流，“故至诚如神”，天与人是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