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爸爸妈妈分开了好不好？”
“人是群居动物，当然应该住在一起。”
2、“那你为啥要离开学校，不去上学？”
“学校应该因材施教。”
3、“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生活得罪了我。”
“怎么得罪你了呢？”
“因为没有铁饭碗。”
或者是“生活得罪了我，我得让自己舒服。”
……
以上是一个咨询师和13岁男孩的对话，你觉这男孩如何？思维敏捷？巧言善辩？未来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同时他还有另一个症状，就是目前还无法确诊的某种精神疾病。
这是今天肖德尔督导课程一位老师呈现的案例，国内《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大部分咨询师没有过多的精神疾病的案例和经验，一般都是神经症性，至多人格障碍的咨询。所以这个个案引发了所有咨询老师激烈的探讨，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偏执分裂症？还有几位老师觉得个案还有些现实功能，不认同关于精神病性的假设。
显然，肖德尔老师意识到了大家对于儿童精神病性疾病的知识欠缺，似乎报个案老师是基于个人情感作为分析的支点，我们可能需要对这类疾病有一个建构理论的理解，基于建构，我们还需要补充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材料，男孩的父母在关系中的位置，上一代人的位置，甚至三代人的位置，因为一个精神病人往往需要两代、三代人的“培育”才能形成。基于建构，我们知道如何倾听他的碎片化的解离状的语言，如何听懂他并和他对话，如何更好的陪伴他。
有了诊断又如何？你能治愈他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最好的状态是如何呢？让他恢复少部分的现实感，有少部分的社会功能，是目前来看较好的结果了。比如，一位老师陪伴了一位来访者三年，来访者终于能记得自己每天吃什么，啥时候可以睡觉了，能认清爸爸妈妈……对于来访者家庭，已是莫大的安慰。
男孩子有一次在咨询室外和另一个男孩子的对话蛮有意思，他们在探讨为啥来咨询，说大人都认为自己有病，男孩子说：“因为我存在，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要来咨询。”
是的，因为我存在。不仅仅是他，也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