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迷信又勤奋。
曾国藩信奉天命，但不公开谈论。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晚年常用“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勉励年轻人。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
二、既笨拙又精明。
曾国藩的智商中等。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但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创立湘军，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帮助清王朝取得胜利。他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正是他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急流勇退，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三、既正直又圆通。
曾国藩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他在长沙创建湘军，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遭到了抵制而受挫。经过经过乡居两年的反思，他认识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他认识到，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后来，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被重新起用后，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第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第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四、既清廉又挣扎。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三十岁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他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的自我砥砺。
但他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
他在一次去四川当正考官时，收了四川省财政给他补贴的二千四百两银子，各官员以个人名义送的一些银子。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还有各种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