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在十里河一处已经断水断电的商铺里，小李和店主用手机屏幕的微弱光线照着，艰难地挑选瓷砖。每次看到中意的款式，两个人都需要把瓷砖小心地抬到阳光下，再重新判断一次。
阳光下和黑暗中的色差很大，小李经常推翻自己的选择，没一会儿就已经汗流浃背。但是，他仍然充满了幸福感，因为这已经是店铺搬迁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如果想买同一个牌子、同等样式的瓷砖，就要去店铺齐整、灯光明亮的大型建材市场，价格至少贵出两成以上。
家住朝阳的林阿姨和邻居们，已经和一个卖菜的大爷私下约定好。卖菜大爷每隔一天骑着三轮板车到林阿姨所在的小区，带着物美价廉的蔬菜水果。
从前年开始，小区周边的三个临时菜市都被取缔。尽管旁边就有两三个大型超市，卖菜不可谓不方便，但是价格足以令人生畏——卖菜大爷的西红柿四块钱一斤，但是超市里的西红柿16块钱三个。为此，林阿姨和邻居们的代价就是要和城管捉迷藏，而且卖菜车只能在约定好的时间来。为了等到便宜的蔬菜，有时要影响到一整天的日程安排。
这样的例子在现在的北京比比皆是。2016年全年，北京拆除建设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而2017年的任务是至少拆除5000平方米，其中包括158个市场和物流中心。北京市民熟识的动物园、大红门、天意、万通、永外等批发市场将全部撤并外迁。
相当于每天18个标准足球场的拆除面积，所针对的大量是批发市场、菜市场、小摊贩这种人们生活必须的低端商业场所。尽管政府会承诺建设新的经营场所来替代它，但是替代的同时还有一个相伴共生的词：“升级改造”。
升级改造，直观可见的就是经营场所更宽敞漂亮、证照齐全，但同时带来的就是商家的成本上升，并最终将其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生活成本上升已经体现在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南四环并不属于北京的高消费区域，但那里一家小区楼下的煎饼已经从前年的3.5元涨成现今的6元一个，豆浆5块钱一杯。煎饼配豆浆这种再日常不过的早餐，价格已经超过10元。而如果想吃一份最简单的豆浆……前提是，你能够找到油条摊子。在经历过疏解整治、治理“拆墙打洞”之后，很多早点摊都已经关门。在小早点摊前立一大锅油，现炸现吃的油条只能成为人们脑海中的回忆。一些正规的早餐店仍然有油条可卖，但四五元一个的价格又殊不亲民。
这一现实状况符合最初的政策设定：通过疏解让低端产业退出北京，通过整治使得环境齐整，而这两项齐头并行的措施最终达到管理层预想中的“提升”目标。届时，得到提升的自然不仅仅是产业或市容，更有直接上升的成本。更高的地租、更高的人工费用、更高的物流费用，最终都会放到商品中，提高北京市民的生活成本。
与之相呼应的是，今年年底，北京的医保就将与河北、天津通用。这项工作自2013年起就开始启动，但一直见效甚微。直到2016年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大趋势时陡然提速。
异地医保通用的初衷是为了人们异地就医更方便，而在后期提速后，一个不可公开言说的目的是，随着北京疏解后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京籍低收入者也成为了疏解目标，无论是自身经济承受能力，还是对于人口疏解数字的提升，让一些收入偏低的京籍老人到河北、天津养老，都符合政策的既定目标。
然而，如果将这一目标公之于众，毫无疑问将激起轩然大波。毕竟北京多年来处于京津冀三地的食物链顶端，京籍人员在三地中一直有着微妙的心理优越感。
始于2015年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北京的首要任务，两年多的时间以来，效果已经显现。金融街洲际酒店将在今年合同到期后改为写字楼，而它只是“酒改写”热潮中的一栋。由于北京客流量的下降，酒店业已经多年处在亏损边缘。2015年由五星级酒店改为写字楼的新闻大厦，就在转型当年实现了扭亏为盈。
但写字楼也并不能长治久安。所有搬迁走的小商品市场、亟待转型的亏损酒店业，都把目标对准了写字楼。然而按照现有的疏解速度，北京的产业也在流出。对写字楼需求的由增至减也将在未来两三年内成为现实。
追溯到2016年一季度，北京仍然处在投资热潮中。在全国经济形势低迷的状态下，当季度北京新登记企业数量创下新高。然而这一数字却被官方谨慎地保护起来。因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现北京积极正面的经济面貌，却足以展现出北京产业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执行不力。
时至2017年，企业注册数量已经出现了实质上的增速放缓，而小企业存量随着治理“拆墙打洞”时注销执照，也出现了轻微的降低。
通常概念中，企业数字、就业人数、经营成本等能够决定一个城市的经济竞争能力和存续能力。而现在的北京，则几乎是在主动地断绝自己的经济发展活力。对于这些后果，北京市方面并非毫无预计，甚至充满担心，但是又无能为力。
六月初，当一个位处二环内的小商品市场进入搬迁倒计时，两个主管的市领导带着商务委、所辖区县的负责人走进这家市场，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在疯抢商铺里最后的存货。大到电器，小到针头线脑，很多人买的并不是眼下必需的商品，而是四下囤货，大包小包地抱着一堆针线盒、衣架。
看到这个情境，两个主管市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而不为多数同行者所知的是，两个人私下交换的感叹是：市民想买点便宜东西太难了，一个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好吗？
而前不久，当一个市民通过市长热线抱怨说自己只是想找到一个修车摊或者一家卖气针的小店，能够给孩子的篮球充气，却走了方圆三四公里而不可得的时候，处理来函的市领导批示说，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让百姓生活方便。
当这一意见转到所在街区时，街道负责人不禁欲哭无泪。要到哪里找到一家小店，符合各种证照要求，又会卖利润比纸还薄的打气针呢？这些原本正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专利。
他把难处反馈到商务部门，得到的回复是：暂无解决之策，建议在街道办事处买齐这些小东西，设立一个便民窗口。
从唯恐发展速度不快，到想方设法降低这个城市的资源聚集能力。从十几年前的聚揽各方人才，到现在的把降低人口数字作为每个区要完成的首要指标，这个进程刚刚开始，但已经显现出其坚决的态势。作为接续者的通州和雄安已经眈眈在侧。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如同30年前计划生育政策一样翻天覆地的革命。
30年后，计划生育被证明是一项并非起到正面作用的政策。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生育率持续低迷，先后以放开单独和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未达到扭转局面的效果……
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的力量，同时伴以能够将人固定在这个地方的产业或生活要素。而现在北京正在做的，是在最高行政命令下对所有要素的全方位减少，且力度史无前例。
不知要到几年后，才能判断出对一座城市的“计划生育”的是非成败。只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不要已经支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