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61天《 侈靡 第三十五》第23段～第25段

原文阅读

      载祭明置，高子闻之，以告中寝诸子。中寝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馈。中寝诸子告宫中女子曰：“公将有行，故不送公。”公言：“无行，女安闻之？”曰：“闻之中寝诸子。”索中寝诸子而问之：“寡人无行，女安闻之？”“吾闻之先人，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非有外事，必有内忧。”公曰：“吾不欲与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与女及若言。吾欲致诸侯，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辩于致诸侯，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布织不可得而衣。故虽有圣人，恶用之？

    “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贪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选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用？”“百夫无长，衍可临也；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夫纣在上，恶得伐不得？钧则战，守则攻。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注释】

[1]载：结构助词，有将要的意味。明置：指土地神明。古代立国要设立土地及谷物神位，此设立称为“置”。

[2]中寝诸子：宫中的女官。

[3]寡人：诸侯自称。据此词，此句应为齐桓公之语，然接上下文，又不是。文句当有脱夺。

[4]舍朝：上朝。《诗经·郑风·羔羊》：“舍命不渝。”舍，发布。鼎馈：列鼎进食，按照平常的礼仪，上朝后要鼎馈而食。

[5]若：此。“及若”，即谈到此事的意思。

[6]致：招致。

[7]不辩：不知的意思。辩，通“辨”。

[8]污杀：指卑贱之事。此句是劝桓公要放低身段对待诸侯。

[9]按，此段自“高子闻之”以下，略见于《管子·戒》，文字略有异同，或以为错简于此。

[10]摩：揣摩。

[11]“国贫而贪鄙富”三句：国都贫穷而贪图边鄙富裕，于是行贿的人来往于朝，以此换取国家权力。国，指齐国首都。鄙，边远的城邑。苴，苞苴，古代称行贿为苞苴。市，买，换取。市国，即以行贿换得国家权力。

[12]起：发，指经济发展。

[13]末事：指工商业。

[14]恶得：怎能。不服用：指那些不听从的邦国。

[15]衍：散漫。临：监临，统治，管理。此句是说一百人的队伍，无人统领变得散漫，然而一加监管，马上变好。

[16]修：文饰。此句是说有千辆战车的大国，其治国是否有道，是不可文饰的。此句与上句是转折关系。强调举贤能的重要。

[17]钧：双方势均力敌。

[18]百盖无筑：百家没有像样的建筑。

[19]千聚无社：上千村落没有神社祭祀。聚，聚落，村落。

[20]天下有一：天下万一有事，即有机会。

[21]事之时也：齐国完成王业大事的时机。

[22]无听：无所适从。

[23]为功更制：建立功勋，改定制度。

译文参考

      桓公将要祭祀土地神明，齐国大夫高子听说后，就告诉了中寝诸子，说君主退朝后没有列鼎进食。于是中寝诸子又告诉宫女们说：“君主将要出行，为何不为他送行呢？”桓公说：“我并没有准备出行，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宫女们说：“是从中寝诸子那里听说来的。”于是桓公叫来中寝诸子，问她：“我并没有说要出行，你是从哪里听说的？”中寝诸子说：“我是从前人那里听说来的，诸侯舍于朝而不列鼎进食，不是有外忧，就是有内患。”桓公说：“我本不想跟你谈及此事，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此处，我就不能不和你们说了。我想召会诸侯，要是诸侯们不来，我该怎么办呢？”中寝诸子说：“女人不懂得召会诸侯之事，可我们知道，如果不肯做卑贱的事，就不能得到布匹做衣服穿。所以即使聪明如圣人，又有什么用？”

        问：“能揣摩旧道新道，安定国家，然后可以改变时事吗？”回答说：“国都贫穷而贪图地方城邑的富裕，会导致地方行贿国都，以换取权力。国都富裕而地方城邑贫穷，那就不如都发展市场。市场，是工商业得以发展的鼓舞力量。鼓舞，是为了市场更好的发展。如果农业完善，工商业也就会得到发展，而不进行侈靡消费以发展工商业，那么农业也得不到发展立足。”

    “如果选贤举能也得不到人才，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散漫，只要有人管理即可改观；千乘之国的治理是否有道，是不可文饰的。像商纣王那样的昏君在上主政，又怎么可能征伐不得呢？双方势均力敌，则交战；敌人采取防守之势，则进攻。上百户人家没有像样的建筑，上千个村落没有可以祭祀的神社，这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可以一举攻取。天下万一有事，就是齐国举大事的好时机。各国诸侯势均力敌，民众就无所适从。如果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制度，怎么能成就王业呢？”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侈靡》篇在全书中篇幅最长，文字错误较多，不容易通读。历代的学者们对文章的理解也差异很大。作为初学者，查阅资料时，尚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可能前后文中所选资料对文字和文章的理解不同，仅作参考。

      公问中寝诸子如何“致诸侯”，是从国际问题立论。这节历来被视为错简，证据不足。之后“摩故道新”一节，前引郭沫若说亦以为错简，并据以研究其本末思想。有学者以为，这里的“本”不是指农业，而是与下文“称本而动”之本同为“邦”的代替字。

      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本文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这是说，如果工商业发展起来，不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这个论断显然意味着侈靡消费以至工商业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前提，较农业发展更为重要。

      关于“重本”还是重侈和重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个重要问题，关系到对于《侈靡篇》基本思想的理解，关系到对于《侈靡篇》“本”“末”关系论述的理解，以及该篇作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问题，需要研究讨论。

      有学者认为《侈靡篇》的主旨，是重侈和重商或商农并重，而不是相反，不是“重本”。如清人张文虎说，“‘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此《侈靡》本旨”。郭沫若同志说，《侈靡篇》作者的见解是，不能重农而贱商，农与商得同时并重，重商反而是重农所必要的手段。胡寄窗同志说，“《管子》的侈靡论的基本要点是，‘不侈，本事不得立’”。

      讨论上述问题，需要从“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这两句文义究竟如何理解开始。整段文句是“ 国贫而鄙富，美于朝市；国富而鄙贫，尽如暮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国”是城市，“鄙”是乡村。文义是重视农业生产，而把工商业放在次要地位。头两句说，城市贫乏而乡村富足，则经济繁荣，犹如朝市的熙熙攘攘；城市富足而乡村贫乏，则经济萧条，犹如暮市的零零落落。（此处，与李山版本“国贫与贪鄙富”的理解差异很大。）

    这里所说“贫”“富”，当然都是相对的意义，不是认为城贫乏是好事，而是认为发展农业生产，乡村富足是根本，不应使乡村贫乏而使城市富足。这里也说到市场的作用，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城市工商业的作用，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居于辅助地位，而不是居于主导地位。

      如果对上文的这些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下两句文义就难通了。因为下两句文义是，如果工商业发展，不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既然上文说工商业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怎么能说如果工商业发展，不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呢？显然这两句文义重在“不侈”，即侈靡消费是重要条件或前提，没有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成为问题。这样说，当然成了“重侈”之说，即农业生产是否站得住脚，要看侈靡消费如何。但侈靡消费和工商业发展都属于上文所说的“国富”，这样说，怎样能与“国富而鄙贫，尽如暮市”的文义相合呢？上段文前部分是“重本”，说后两句文义是“重侈”，上下文义不相合，看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侈靡篇》的主旨究竟是“重本”——重农业生产，还是“重侈”——重侈靡消费？从《侈靡篇》整篇的立论来看，如同《管子》一书的立论一样，确实是“重本”的，是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的。回到“不侈，本事不得立”的解释问题。

      从《侈靡篇》整篇的立论来看，如同《管子》一书的立论一样，确实是“重本”的，是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的。在这方面，篇中论述很多，兹举几条如下。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敬事业，本之始也。”“辩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以上论述，表明《侈靡篇》作者重视粟米的生产，重视土地的利用，重视农业劳动力的使用，重视土地划分和赋税制度的制定，并且把“劳教”和“辩于地利”，提到国富、民富的高度，这与《管子·治国篇》所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的重本思想，是完全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论述以侈靡与地利对比，只说侈靡的作用是使臣下能为人君所用（而士可戚），由此亦可看到作者对于农业生产和侈靡消费是如何区别看待了。

      全篇论述商业和商人活动只有下述文句：“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然后移商入于国，非用（庸）入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倍其本。故上侈而下靡，……”

      上文是讲商人的谋利活动和讲商人活动与侈靡消费的关系，即侈靡消费有赖商品懋迁，而商品懋迁是为侈靡消费服务的。商业活动当然是同货币联系的，篇中也讲到“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币”。但是篇中不论讲商业活动还是讲货币问题，都没有讲到它同“国富”或“民富”的关系，这就难以提到“重商”的高度。

      因此，全篇主旨是“重本”，而非“重侈”或“侈”“本”并重，是确定无疑的。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论《管子·侈靡》篇（节选）

      《管子·侈靡》篇在全书中篇幅最长，文字错误较多，不容易通读。它受到现代学者的普遍关注，应该归功于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对它的经济思想的发现。半个世纪以来陆续发表的大量有关论著，大多深受这篇著名论文的影响。笔者粗读《管子》，对关于《侈靡》篇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侈靡含义、全篇主题、著作时代，以及它和《轻重》篇的关系等，有些和前贤不同的看法，写出来请同好批评指正。

一、“侈靡”释义

    “侈靡”一词，战国秦汉文献中屡见，都是指贵族或富民阶层的奢侈消费。《侈靡》篇对这种奢侈消费方式也有具体的描述。所以一般认为：“侈靡就是奢侈，就是剥削阶级用豪华方式消费社会产品。”有的学者提出异议：“实际上，‘侈’为扩大财富，‘靡’为满足消费，‘侈靡’乃是丰财足用之道。”这种解释十分牵强，不足为据。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正统消费观念是崇尚节俭，即便《管子》其他各篇也是如此，所以郭沫若称《侈靡》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篇具有特色的相当重要的文字”。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主张，侈靡断然不会是为奢侈而奢侈，纯粹浪费财富，而必定有其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目的。

      郭沫若说：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消费大，然后生产才可以促进；工作的机会多，然后人民才不致（至）于失业。

      这些解释有将古人思想现代化之嫌，但尚未受到真正有力的反驳，而几乎被所有学者尤其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接受。郭沫若的解释主要依据篇中的如下文句：“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这段话早就受到学者的重视，清人张文虎说：“‘末事不侈，本事不得立’，此《侈靡》本旨。”郭沫若更明确地把以消费促生产作为侈靡的基本含义，其实这是不妥当的。

      第一，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以该节文字为错简，前移至“莫善于侈靡”之下。《侈靡》篇夙称难读，前人有认为是短语汇编的。但据笔者浅见，它的层次清晰，结构严谨。该节之前，公问“诸侯不至”的原因，中寝诸子答：“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布织不可得而衣，故虽有圣人恶用之。”其意当为征服诸侯须用人，而用人先应“事人”。下一节首句是“选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耶？”这一节介于中间，“化时”为“定国家”以后之事，结合篇首“兴时化”下言及天子、诸侯、大夫、百姓相安无事，可知是伐不服，改变天下时势。其中心内容则介于“事人”与“选贤举能”之间。

        第二，这种说法是任意改字的结果，实不足取。郭沫若综合前人校释成果，以“直”为衍字，改“莫尽如市”为“尽如暮市”，“本善”为“本事”。但说“国贫而鄙富”就是主张“城市消费大而没有囤积，乡村就生产旺而谷物有出路”，然后得出“市场是用来促进生产的”这一命题，似有增字解经之嫌。“城市消费大”恰恰是“国富”的表现；没有“国富”，“城市消费大”就无从谈起。理解这段话的关键可能在对“本善”“本事”的解释。郭沫若曾经正确地指出，篇中“称本而动”与《轻重甲》等篇中的“本”字都是“邦”的代替字。其实这里两个“本”字也当作如是解，“本善”即国之善人，“本事”即国事。这段话是说，要通过市场提供侈靡消费品让他们享受，使贤能的人起来为国出力。如果奢侈品生产兴起了，不让这些人享受，国事就不能办好。

      第三，这种说法是受到马尔萨斯的奢侈说和凯恩斯的就业论的启发，用现代思想来解释古人。西方资产阶级扩大消费，刺激生产，以增加就业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为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提出的。古代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交换贸利，富者囤积不厌其多，根本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私人工商业虽也有所发展，但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这种生产和市场的联系并不密切的情况下，难以想象提高消费会产生刺激生产的效果。

      这种附会之说的文献依据，除了上述曲解，就是文中的用厚葬来“使贫民”“文明”“起木工”“起女工”。它的原意只是让富者出钱消费，使劳动者赖以维持生计。“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两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其真正目的。这充其量衹是保持民力，谈不上促进生产。

      我们认为，侈靡的字面含义固然是奢侈，但其理论内涵应根据篇首部分的如下表述加以解释：“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

      这段话前人颇多误解，如说“化”是

“货”的借字，“所谓兴时货，是生产品积压，阻碍了再生产之进行而欲推动生产的时会”。最荒谬的是认为“贱有实”以下“是针对‘莫善于侈靡’之论的论战之词”。已有学者指出，这段话中包含了“《管子》对于侈靡的总的原则”，“‘贱有实，敬无用’，即是侈靡本意”。此说极有见地，但仍然局限于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讨论《侈靡》篇，未能准确把握侈靡学说的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它的着眼点其实不在经济上而在政治上，是从消费政策入手讨论如何使“人可刑（型）”，即如何控制臣民的问题。侈靡消费的目的不是促进生产，而是形成天子、诸侯、大夫、百姓层层统治，相安无事的政治格局。

      第二，它的基本原理是“贱有实，敬无用”。“有实”即粟米布帛等实用物品，“无用”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珠玉和钟磬狗马等奢侈品。它主张让粟米布帛贱而易得，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照顾百姓，特别是鳏寡独老，其实这些本来就是劳动者生产和应得之物。这种理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劳动者生产的所有粟米布帛，只能使其价格低廉，而抬高易于掌握的珠玉的价格，用来操纵经济。劳动者人数众多，统治者无法直接控制，只能赋予少数的贵族以礼乐特权，治理民众。“本之始也”，是说这是国家的根本，把“本”理解为本事或农业是不对的。

      第三，它的基本内容是“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即四个社会阶层享受不同的消费标准，当然是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这里不具体提天子的消费，他掌握以珠玉为代表的货币，操纵经济，控制臣民，消费特权尽在不言中。诸侯大夫拥有钟磬狗马之类奢侈享受，严格说来他们才是侈靡消费的真正主体。这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奢侈说有着明显差异：前者表现为等级消费上的特权，而后者理论上是全社会的奢侈消费。实施侈靡政策的政治经济目的：一方面是将其作为一种优待，使享受者甘心服从；另一方面，是引导这些社会强者奢侈消费“无用”之物，暗中削弱其经济实力，防止他们垄断物价，豪夺财富。这完全是从封建国家利益出发的，也有利于下层民众获得少量基本生活资料，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所谓均平之道。

      简言之，《管子》侈靡学说的要旨是通过实行与周代的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等级消费，流通社会财富，调整君臣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8年10月

《先秦诸子与简帛研究》，张固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