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的生卒年份，《三国志》中均无明确记载。
然然史志中，亦有蛛丝马迹可寻。据《三国志·孙皎传》载，孙皎尝以小故与甘宁忿争，孙权闻之，曾以书信批评孙皎。孙权在书信中尝有「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之语。后世推测，「吾与北方为敌」应指赤壁之战。
故以「十年」推算，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甘宁仍然在世。
又参《三国志·潘璋传》载，‘关羽死后，权拜璋为固陵太守。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文中提及，潘璋在任固陵太守后，曾收编甘宁旧部。由史志表述逻辑推断，「甘宁卒」于东吴夺取荆州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后。
且与前述《孙皎传》之说亦可相互印证。
然综上所述，不过是初级推断、间接证据，并非实证……
首先，数字在古代可表实数，亦指虚数。
故孙权之十年，可为约数，并非恰好十年，亦可表一段漫长岁月。故即使孙权提及「与北方为敌」，实指赤壁之战。亦无法以「十年」推算，将甘宁在世时间精准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存在数年偏差，皆有可能。
其次，参《三国志·丁奉传》载，‘丁奉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即丁奉归属之先后顺序，恰好与「潘璋并甘宁旧部」相吻合。即甘宁旧部在转属潘璋之前，或曾隶属过陆逊。
换言之，潘璋并非在甘宁故后，立即收编其旧部，中间或有数年间隔。如此甘宁去世时间，或将大幅提前。
又孙权之书信载曰，‘近闻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
其一，是孙皎因酒发作，侵陵甘宁；而甘宁亦尝言，‘诚不能随俗屈曲矣’，即甘宁认为错不在己，绝不委曲求全。
其二，甘宁此时应从属于孙皎。然《三国志》云，孙皎此人「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但是却故意欺辱甘宁，显然与史志所载不合……
参《三国志》云，孙皎的职责是「代程普而督夏口」。而建安二十年（215），甘宁亦因功迁西陵太守。
就地理关系而言，二人隶属于同一军区。不仅印证了二者的从属关系，亦提供了二人能够一起饮酒之理由。且此时吕蒙屯于寻阳、北御曹魏，与甘宁职责相同，管辖亦不过一江之隔，故孙权之书信中方有甘宁「求属吕蒙督中」之语。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吕蒙代鲁肃西屯陆口。然陆口却距西陵甚远，亦难以与甘宁形成从属。
而参相关史志，孙皎其父孙静、其兄孙瑜，皆死于建安二十年（215）。
孙皎内心悲痛，亦是人之常情。而甘宁新任西陵太守，通常须拜会上司孙皎。但甘宁为人处事过于「豪迈」，进而在饮宴中发生冲突之概率极高。
因为孙权亦在信中云「甘宁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即说明事因甘宁粗豪而起，最终导致孙皎因失父兄之「怒火」，而借酒发作。
综上所述，「孙皎事件」应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而非建安二十三年（218）。
更为重要的是，《甘宁传》在建安二十年（215）之后，再无有下文。故唐·许嵩在《建康实录》亦载，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冬。
然则，倘若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属于正常亡故，无论病死，抑或战死，史书皆可直言不讳。
但是正史对此，却是避而不提……
参《甘宁传》载，‘建安二十年（215），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淩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
即历史上著名的逍遥津之战……
而此亦是《甘宁传》中载录，甘宁参与之最后战役。换言之，甘宁极可能死于逍遥津之战。
参《凌统传》载，‘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
所谓「敌已毁桥」，即张辽早已派兵断了孙权的退路。
《甘宁传》言津北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其中即包括「凌统率亲近三百人」，故而凌统负责断后。但只靠凌统及三百亲兵是不现实的。孙权身侧四员战将，在誓死突围后，按照正常逻辑，应有两人护送，两人断后。
但《凌统传》虽有详述，却未提及何人与凌统共同断后……
参《蒋钦传》载，‘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钦力战有功……’
又《吕蒙传》道，‘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淩统以死捍卫……’依据史志对比推测，与凌统共同断后者或是吕蒙。
但又《水经注》载，‘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著鞭助势，遂得渡梁……’
即最后护送孙权脱离危险之人，却是甘宁。
不过无论蒋钦，抑或吕蒙，武力值皆远不及甘宁……甘宁实为东吴之斗将，孙权尝言，‘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换言之，唯甘宁可阻张辽，甘宁亦别无选择。
逍遥津一战，孙权可谓险象环生，战后论功行赏……
吕蒙「拜左护军、虎威将军」；蒋钦亦「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凌统则「拜偏将军，倍给本兵」；即使是「给使」谷利，亦拜为都亭侯。反而甘宁竟然未有只言片语，此一奇也。
江东十二虎臣，韩当石城侯，周泰陵阳侯，徐盛芜湖侯，潘璋溧阳侯，丁奉安丰侯；而程普、黄盖、蒋钦、陈武、凌统死后子嗣亦有爵位。
唯独甘宁、董袭两人并未封侯。董袭史志中并无子嗣，而参《甘宁传》载‘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故孙权并未追封，亦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甘宁尚有其他子嗣。
参《晋书·甘卓传》载，‘甘卓……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即甘宁尚有一子甘述，不但并未授爵，甚至并未载录于《三国志》中，此二奇也。
由此「二奇」观之，孙权对甘宁之态度，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矣……
参《甘宁传》云，甘宁喜好「负毦带铃」；《吴书》亦云，‘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且「隆重接待他之人，才与之结交欢娱，否则即放任手下强夺其人财产。」
甘宁个性如此鲜明，不受世俗拘束。即使是放在现代亦属于特立独行，何况两千年前的古代。
《吕蒙传》云，‘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即孙权对其早已心中不满。惟甘宁是难得之斗将，孙权因其才，而不得不暂时隐忍而已。
实际上，自建安十三年（208），甘宁归顺孙权后，史志所载参与的战役不过一手之数……
首先，甘宁谏言孙权攻取黄祖，但孙权尝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即让甘宁多提建议，并未言及让甘宁参战。
又《吴主传》云，‘十三年（208）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
即实际参战将领是吕蒙、凌统、董袭等人。并未提及甘宁，换言之，孙权对于此时的甘宁并不信任。而小说中甘宁之事迹，皆系移植于董袭而已。
后甘宁先后参与乌林赤壁战，南郡争夺战；特别是在南郡战中，甘宁献计冒险直取夷陵，为夺取南郡提供了条件，实为甘宁入东吴之投名状。然史志并未记载有过任何封赏。
建安十八年（213），在濡须口奉孙权之命夜袭曹营，史载「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先不论孙权对于甘宁的封赏是否厚重，所谓「宁益贵重」，表明在此之前，甘宁在东吴受重视程度有限。而且夜袭曹营与否，并不影响整体战局，更像是孙权对于甘宁忠诚度之考验。
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攻打皖县，经吕蒙荐为升城督，至此，方才因功迁折冲将军。
建安二十年（215），甘宁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最终被孙权拜为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西陵」即是江夏郡治所，今武汉市新洲区。又兼领阳新、下雉二县。
就地理位置而言，原属军事要地。
但自东吴夺取江夏，入驻荆州半壁。上游有孙皎屯于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区；下游有吕蒙屯于寻阳，即今武穴市至黄梅县一带。甘宁驻守于二者之间，不过是辅佐孙皎抵御北方，承上启下而已。
客观而言，甘宁之功绩足矣，否则不会被后世列为江东十二虎臣之一。
但奈何至逍遥津之战为止，甘宁归顺东吴不过短短七载。甘宁又「粗暴好杀」、「时违权令」，而孙权又非心胸宽广之辈，如此对待甘宁则不足为奇。
但是即是如此，史志亦不必对甘宁之死避而不提……
如果甘宁是为东吴而贡献、护孙权而赴死、因断后而牺牲，史志应无需回避。故以此推之，甘宁之死背后，或许存在一些不可告人、不便载于史录之事……
不过，史志亦是有所提示，即裴松之在为《甘宁传》作注时，在记述逍遥津战役的最后，引注了一段于此毫不相关之事……
即《吴书》曰，‘淩统怨宁杀其父操，宁常备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仇之。’曾经两人在吕蒙住处宴会，酒酣，凌统以刀起舞，甘宁恐凌统刺杀，亦欲以双戟为舞。却被吕蒙操刀持盾分开。
孙权知后，令甘宁领兵屯于半州城。换言之，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血仇！
孙权虽下命让凌统「不得仇之」，但凌统是否会遵从？
参《凌统传》载，‘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即凌统因都督陈勤辱及其父，将其砍杀。
针对陈勤尚且如此，面对杀父仇人，凌统是否会因孙权一道命令而放弃复仇……
《水经注·卷三十二》载，‘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凌统因何「流涕津渚」，《凌统传》的解释是「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按常理而言，亲兵战死，难过亦属正常。但津北除却凌统的三百部曲，尚有七百余虎士，此战亦是凶多吉少。
且以当时之价值观，为主而死，亦是士兵之荣耀。
然凌统于孙权当面痛哭流涕，表达失去亲兵之悲痛，却非臣子应有之表现。
以此推之，凌统的难以自控，真的是「亲近无反」所致吗……
是否有凌统对甘宁见死不救，抑或有意坑害之可能。以致甘宁身死，深感大仇得报，而难以自制乎。凌统以身犯险，是否早有图谋，是否有人从旁配合。当年凌统杀死张勤后，即是以「以命换命」之法自我救赎，是谓「非死无以谢罪」。
又《吴主传》载，凌统二子烈、封，「权内养于宫」，是否是一种变相保护……
假设上述推理成立，吕蒙作为参与者，是否会对此沉默不语？毕竟吕蒙对甘宁有知遇之恩，皖城之战即是吕蒙推荐；孙权恼怒甘宁违令，亦是吕蒙求情；而甘宁在孙皎处受委屈，亦求转属吕蒙……
即使东吴无人为甘宁「含冤抱屈」，吕蒙应不在其列。
然史实却非如此。参《甘宁传》载，‘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甘宁则以拜见吕蒙之母为由登门拜访，逼迫吕蒙交出此人。后「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
吕蒙闻之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后被其母拦下。
「厨下儿」不过烹调食物的仆役，却能够「走投吕蒙」。
而在甘宁将其射杀后，吕蒙却是闻之大怒，欲与甘宁兵戎相见。从吕蒙的这种过激行为判断，这「厨下儿」的身份绝非普通仆役。或许是潜藏在甘宁身侧之眼线，抑或企图毒害甘宁。
甘宁不顾吕蒙告诫，将其射杀，亦是在试探吕蒙……
且此事应是发生在建安十九年（214）皖城战后，却是逍遥津战役前夕。因为吕母曾语「至尊属汝以大事」。因皖城之战后，孙权方委任吕蒙为庐江太守。但在此之前，吕蒙仅是寻阳县令，应不足以称为「大事」。
正史之中一字一句，前后位置，皆暗藏深意，属春秋笔法之一。
而在《甘宁传》最后不提及甘宁去世时间，以及原因，反而提及「厨下儿」事件，不得不让人生疑，吕蒙是否与甘宁之死，亦有所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