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工作伦理？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2.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3.如同维尔纳· 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4.1806 年，一位佚名的针织品商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披着“工作伦理”外衣的道德说教对于其目标群体的真正意义：我发现人们对于任何规律性的安排有着极度的厌恶……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行事，下班之后还会遭受其他工人不怀好意的监视。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我不得不将其打破。
5.……引入机械以及大规模组织的后果是使工人受制于麻木机械的管理程序。早先的一些生产过程允许工人们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个性，甚至实现一些天才概念，这给工匠们带来了快乐……《伯明翰暴乱实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Roits of Birmingham，1799）的作者解释说，工人参加暴动是因为他们“被教导只行动，不思考。
6.哈蒙德夫妇（J. L. and Barbara Hammonds）尖锐地指出：……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7.作家、社会活动家盖斯凯尔（P. Gaskell），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慈悲、最热心、最富同情心的穷人朋友。即使如此，他也认为这些可怜的朋友“内在品质上与那些未开化的孩童没什么不同”[ 9]，他们需要更成熟的人来照看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8.总而言之，他们愿意什么都不做，而不是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不受控制的冲动，都是新兴的工业必须抵御、对抗并最终消灭的“传统”的一部分。正如迈克尔· 罗斯（Michael Rose）总结的，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进行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传统主义“受到了诋毁”。
9.格特鲁德· 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贫穷的研究报告，她在报告中阐述：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格特鲁德· 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贫穷的研究报告，她在报告中阐述：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10.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11.最后，济贫法保护有工作（潜力）的穷人免受那些彻底无望的闲人的污染，用巨大的、坚不可摧的围墙把那些麻烦圈住，旋即在内外之间又竖起一道效果不亚于有形围墙的无形文化隔离墙。济贫院壁垒之内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厂工人的奴役看起来就越像自由，他们遭遇的悲惨也越像一种幸运和福祉。
12.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不久后写到，政治经济学对人的情感和动机不感兴趣，“除非是被认为与财富欲望永恒对立的原则，即对工作的厌恶，以及‘满足于当下’这种昂贵放纵的欲望。
13.他无暇顾及精神上的启蒙或思想上的改造，不指望这些圆形监狱（panoptical institution）的囚徒爱上他们的工作（他认为他们对工作无可救药的厌恶理所当然），也懒得去讴歌工作的高尚道德意义。如果囚犯的行为符合工作伦理的要求，与其说是道德的皈依，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结果看似工作伦理的戒律被他们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良知。边沁完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劳工美德的培养上，而是希望给他们最简单的选择，或者压根不给他们选择。在这些圆形监狱里，无论是救济院、劳教所还是工厂，“如果一个人不工作，那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变质发霉的面包、喝淡然无味的水，没有人会和他说话……这种激励能恰到好处地促使他竭尽所能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