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28日早上五点四十二分，由上海开往银川的1396列车准时进入徐州站。下了火车，忐忑不安地随着人流穿过地下道走向出口处，迎接我的是一伙抢着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

我牢牢地记着临行前亲朋好友提醒我的“在外头不要随便与人搭话”这句话，目中无人地挤出人群，走向沉静在青黑色天空下的徐州火车站的广场，站在还没有睡醒的那一片广场上，我不知所向。身后紧跟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大姐，去哪？……我送您……我没别的意思，只想做您的生意……去哪？走吧……”“大姐”？一下子我就成了大姐了，这又平添了我身在异地举目无亲的惊慌，在家时往往被不相识的人们称作“阿姨”或是“妹妹”的。

不过我还是被他那十二分的热情和真诚引向他的“夏利”。坐进车时，我已全然忘却亲友的忠告，一路与司机聊着彼此的家乡。十分钟后，夏利车就停在了徐师二分部的门口。司机收了我十元钱，待我走进二分部的大门，他才把车开走，我遇到的第一个徐州人，不像坏人。

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被我吵醒。他从用凳子搭成的简易床上起来，将我让进了传达室。然后边卷着铺盖（他的铺盖是临时搭起来的）边回答我的一串问题。他告诉我：报到处的人要到八点才上班；七点以后往右拐的街上可以买到各式早点；他的电饭煲里有热水可以用来洗漱；传达室对面是淮海战役的纪念地——淮塔公园，七点以前那里有许多早锻炼和遛鸟的人；……。这人似乎也不坏。

我用了他电饭煲里的热水简单洗漱了一下。不久，他找了一个路经传达室去上学的十五六岁的女孩顺路带我去淮塔公园。小姑娘很热情地答应了。我便将箱和包放在他那儿，随小姑娘去了淮塔公园。这小姑娘，也是一个徐州好人。

在弥漫着晨雾的淮塔公园内，逛了一会儿后，猛然想起，放在传达至的箱和包都没上锁，心里不安起来，就这么简单地把行李给了陌生人——安全吗？我凭什么相信传达室的人呢？想着，想着，便着急起来，于是匆匆往回赶，——包和箱安然无恙，无聊万分地在传达室站到将近七点的时候，我放大胆子仍将东西留在传达室，到右拐的街上花了七毛钱吃了一碗豆浆和一根油条，当我再次心急火燎地回到传达室时，我的东西还是在原地纹丝不动，不过传达室已换了的值班人员，新上岗的那位笑着对我说：“你在屋里坐，外面冷。”看来，这人也不错。

还是太太平平地站在传达室里等吧，等到八点，就万事大吉了。

八点一到，我将箱上了锁后托付给另一值班人员走向了校园深处（其实这里只是分部，也许是最小最破的分部，从前门到后门只不过百来米吧），去找报到的地方。来到二楼找到有关人员，那人说：“报到手续不急办，你先去教室找班长，先把住宿的地方定下来。”对啊，一个半月的生活，住哪儿可是一件大事，幸亏有这位好心人提醒。

急匆匆走向所谓的教室区，忽听得三楼的一个教室正发出讲课的声音，径直过去，不知是否，不管是否，进去了再说，凭感觉那该是学中文的地方。找到一个空位，坐定后抬头看黑板——写满了诗，没错，那正是我要度过一个半月的地方。上课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口徐州普通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听吧。

还没听入味，旁边一男子递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猜想那人就是班长了……下课了，仔细一看，女同胞只有五个，询问后得知她们大都住在本部的招待所。据说那里的条件尚可，价格也不贵，路虽远一点，但是早晚有专车接送。

吃过中饭，跟徐州某区的王老师来到了招待所，凑巧，她入住的那个三人房间还有一个床位。于是我就住进了徐师大本部招待所405房间。那房间没有卫生间，将就着住吧。

下午两点十分，正式上课，授课人是一个约摸五十来岁的女士，高个，短发，穿一宽大的黑呢中式大衣，下着裙子，气度不凡。她讲授的是《现代汉语学术前沿》。

开讲前，她先笑咪咪地从包里取出一块粉色的布，边抖开边自言自语：“我带了一块桌布。”又一细看，发现她的包是放在她自带的一个三脚小凳上的。“这是一个注意生活细节的人。”我对旁边的王说。不料她笑嘻嘻地说：“和你一样，你不也自带了被套和床单吗？”想想倒也是。

……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开课表，看见“×××学术前沿”后写着“黄震云教授”，心想这女教授的名字也够男人气的。一节课结束后，我去行政科领书，那教授正巧也在那儿，我顺便问了她一个问题，我称她为“黄教授”。她很自然地回答了我，并和我聊起了我的家乡，她说她去过几次。不料第二节课讲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自我介绍起来：“我姓张，叫张爱民。”顿时我的脸“轰”地一下红了起来。虽然“张爱民”和“黄震云”一样都是很男人的名字，可“张爱民”和“黄震云”岂能乱叫。不行，下课后得道歉，我怎么这么粗心。

当我下课后向张教授表示我的歉意时，她非常和蔼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徐州的教授怎么那么可爱。

在徐州的第一天，徐州人的热情、纯朴、善良便定格在我的印象里了。

补  记

2001年底，有幸参加由徐州师范大学承办的为期一个半月的省骨干教师培训班，得此机会，我才拥有了这样的“徐州印象”。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那时的我多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