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的人物
和辻哲郎
我与漱石直接接触的时间，只有他晚年满三十六岁那几年。但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鲜活的漱石近在身边。漱石这个人，比他留下的全部著作更伟大。如今回想起来，能够稍稍触及他的身影，我依然感到幸福。
我第一次造访早稻田南町的漱石山房，大约是在大正二年十一月的一个晴朗星期四下午。从牛込柳町的电车站出发，沿着通往矢来下方向的宽阔街道前行三四町，左侧有一条狭窄的小巷，窄得几乎容不下汽车，巷子尽头是一段缓缓倾斜的坡道。沿着坡道走上约一町，右侧便是漱石山房。穿过院门，右手边是庭院的花坛，正前方是玄关。从玄关向左右延伸出两条走廊：左边的走廊通向茶室前，右边的则通向书房和会客室。而这个书房与会客室的建筑风格，虽可称为中西合璧，却颇为独特，我至今未见类似的例子。首先看走廊，其地板铺设方式为日式风格，但外侧装有涂漆的栏杆，使人无法直接从走廊下到庭院。环绕着南、东、北三面的书房与会客室，面向走廊的一面都装有西式的门窗，其余部分则由墙壁围成。因此，当玻璃窗被拉上时，走廊便如同露台一般。然而这些玻璃窗却是完全的日式推拉门，像雨帘一样向外翻出至栏杆之外，冬天时这条走廊想必就变成了阳光房。漱石作品中的《玻璃窗内》描写的就是这种构造。从走廊经由西式门进入书房后，里面是木地板，原本或许摆放着西式家具，但漱石并未放置椅子、桌子或书桌等西式家具，而是在房间中央偏西的位置铺上地毯，放了一张小巧的紫檀木桌，似乎就是坐在那里写作。房间四周摆满了书架，室内也堆满了各种物品，从紫檀桌对面几乎已无立足之地。会客室位于书房西侧，中间以推拉门相隔，但通常都是敞开的，连成一体。会客室铺着榻榻米，与书房的木地板之间有一寸左右的台阶。会客室的墙边同样设有书架。
当我由女佣引领进入会客室时，漱石已经端坐在那里了。书房对面一侧的中央设有入口，其前方正是主人的座位。我则坐在与之相对的位置，背对着书房。当时没有其他客人。第一次拜访时，我几乎记不清和漱石谈了些什么，但进入书房后，最先映入眼帘的他的形象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漱石正端坐在坐垫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身穿和服静坐的模样。即便有客人进来，他也几乎不动，姿态显得格外挺拔紧致。三年前大病一场之后，他一直体弱多病，这一年甚至一度中断了《行人》的写作，然而看上去却丝毫没有病态，反而显得精神矍铄、体格强健，全身上下毫无松懈之感。后来我曾听说，有位老友来访时，看到他同样这般迎接，便说：“真是神气活现啊！”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刻意摆出的姿态。但我却丝毫未察觉到任何做作的痕迹。撇开那些陈旧的礼节不谈，我仿佛直接与漱石面对面相见一般。也许正因为当时印象太深，所以每当我想起漱石的形象，脑海中浮现的总是他端端正正坐着的样子。事实上，此后我所见到的漱石也大多都是坐着的。因此，大约一年后，当我第一次看见他走路时，竟觉得他步履蹒跚，不禁大吃一惊。那是在帝国饭店举办扎尔科里音乐会的时候，我走进玄关，远远望见十步开外，漱石正一步一步缓缓前行，背影令人顿感虚弱无力。那一刻，我立刻想起了他此前的大病，那绝非一副精悍的模样。
初次与漱石对坐，我并未感到拘束。他的待人接物极为温和，让人轻松自在，毫无拘谨之感。秋天日落得早，不久后我便打算告辞，他却挽留道：“来吧，先吃饭，慢慢聊着，过一会儿平常的人也会来的。”饭菜端上来后，夫人便坐在漱石与我之间，为我们布菜。那时她三十六岁，比我母亲小十岁，可我却隐约觉得她有些像我的母亲，或许是身形和脸庞的丰腴程度相似吧。她微微含笑，沉默寡言，安静地在一旁侍候。当时《道草》尚未写成，更别提夫人的《漱石回忆录》了，所以我根本未曾想到漱石夫妇之间会有任何矛盾。《我是猫》中描写的苦沙弥先生夫妇的关系，也绝不会给人阴郁压抑的印象。作者反而以怜爱之情刻画了苦沙弥夫人。因此，我从未想过漱石夫妇之间会有什么不和。实际上，那天的夫人看起来确实是一位贤淑温良的妇人。
用餐期间，漱石提起志贺直哉的事，讲了些传闻。记得那时，漱石曾托志贺君为《朝日新闻》继续写连载文章，但志贺君似乎不太情愿，或者尝试着手后觉得难以顺利进行，总之为了推辞这件事而拜访了漱石。那是两三天前的事。漱石向我提起过当时的情形，我还依稀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志贺君也未免太神经质了吧。”
饭后不久，年轻人便陆续聚拢起来。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到那时已经持续六七年了，参加的人早已和最初大不相同。当晚到场的，老一辈的有森田草平、铃木三重吉、小宫丰隆、野上丰一郎、松根东洋城等人；年轻一代的则有赤木桁平、内田百间、林原耕三、松浦嘉一等诸位。客厅大概有十叠大小，但靠书房一侧已坐不下，大家便绕到带窗户的左右墙边，围成半圆形坐在漱石周围。即使客人众多，漱石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只是任由年轻人自由交谈，偶尔插上几句回应罢了。其中最健谈的是赤木桁平，他用高亢的声音讲述着当时政界的内幕消息，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不过其他人谈论的话题多是当时的文艺作品、美术或学术著作的评价。我觉得漱石在理解与批评这些作品方面也极为出色。年轻人往往容易随波逐流，受潮流影响，而漱石却从不迎合，也不一味对流行事物抱有反感，而是根据自己的体验，明确地表达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的看法。森田、铃木、小宫等年长者有时会讥讽说“老师思想太陈旧”“跟不上时代”，但漱石从不激烈反驳，只是默许他们尽情发言。因此，这个聚会倒更像是年轻人畅所欲言的场合。然而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些表面上支持漱石的前辈们，其实内心也都对他怀有某种依赖之情。漱石心知肚明，而那些高声喧哗的年轻人自己却并未察觉。
这种星期四聚会的氛围让我感到格外愉快，此后我便时常参加，大约每月一两次。
以漱石为核心的这群年轻人，逐渐形成了类似法国沙龙的聚会。每逢周四晚上，只要去那里，就能享受到一场愉快而丰富的思想盛宴。然而，那里的氛围或许还超越了普通沙龙的意义。人们虽因对漱石的敬爱而聚集在一起，但这种共同的敬意，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友爱的情感纽带。在漱石的促成下，彼此之间产生了平时难以达到的亲密感。因此，这个聚会也宛如一曲友谊的交响乐。那些渴望与漱石进行直接人格交流的人，或许会对这样的聚会感到不满。寺田寅彦等人似乎曾在其他日子单独拜访过漱石。至少从我开始参加之后，就再没在周四聚会上见过寅彦。漱石的老朋友们也极少在周四露面。我记忆中唯一记得的，只是畔柳芥舟曾因某事前来交谈而已。
大约到大正三年左右，周四聚会的面貌已与初期大不相同。我清楚注意到的是，参与者之间出现了一道明显的断层。老一辈成员都是在一高或大学时期跟随漱石学习的学生，其中最晚毕业的便是安倍能成君，其后便再无后来者。与安倍同班的还有鱼住影雄、小山鞆绘、宫本和吉、伊藤吉之助、宇井伯寿、高桥穣、市河三喜、龟井高孝等诸位，但他们之中除安倍外，无人再接近漱石；此后，在我前后三四年间的熟识朋友中，也再没有一人与漱石亲近。首次在周四聚会上接近漱石的赤木桁平、内田百间、林原耕三、松浦嘉一等人，当时都还是大学生。此外，老一辈成员除了铃木三重吉之外，其余皆为一高出身，而年轻大学生中的赤木、内田二人来自六高，松浦则出自八高。因此，我正好处于这道断层的中间位置。芥川龙之介及其同伴们活跃于周四聚会，则是在此后的两年，即大正五年的事。
老一辈与新一辈之间，年龄上相差六七岁，甚至接近十年，与漱石交往的历史也各不相同。老一辈曾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反抗态度，而新一辈却无法如此，也并无此意。不过，到了大正三年左右，由于这道断层的存在，我并未感受到任何不快的情绪。也许是因为我本人比较迟钝，但无论如何，我自己从未觉得老一辈具有压迫性，也从未认为他们对漱石持反对态度是不可接受的。起初，由于弟子们对漱石毫无顾忌，我感到气氛十分自由；后来渐渐察觉到弟子们那种如前所述的依赖心理，而漱石却以诙谐轻松的态度巧妙化解，对此我深感佩服。即便是那些一向顶撞他的人，一旦被漱石认真说上一句，似乎也立刻感到内心深受触动。我想，弟子之间因感情上的隔阂而产生裂痕，大概是从芥川那批人加入之后才开始的。当时我住在鹄沼，因此很少参加每周四的聚会；即便偶尔前往，也常常遇到他们不在场的情况，所以在我生前从未与他们同席过。因此，我是在漱石去世后才意识到这些情况的。
在星期四的聚会上见到的漱石，是一位富有常识、性情温和、成熟稳重的绅士。完全看不到他有发脾气或做出怪异举动的样子。他谈吐风趣，善于以幽默回应对方的话语。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开始重新认真反思《道草》中描绘的夫妻生活破裂的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妻子都不是坏人，但她们始终未能真正理解彼此、坦诚相待。尽管两人之间并非没有温柔的情感，可妻子却将丈夫塑造成一个“怪癖且易怒”的人，而丈夫则把妻子变成一个不顺从的“倔强女子”。据说漱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大约十年前，即写《吾辈是猫》前后，曾用这部作品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作为作者的漱石，却以一种既怜悯又客观的态度来批判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妻子。他的心境早已不再停留在原点。但令人怀疑的是，漱石的家庭生活是否也像他内心所想那样，向更高层次发展了呢？如果夫人能坦率地与漱石相处，或者漱石能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家庭之中，或许事情本会有所不同。然而，承受着这段时期生活痕迹的纯一君，显然已经给出了有力的反驳。比《道草》写作时代晚出生的纯一君，内心深处对父亲一直怀有“怪癖且易怒的暴躁之人”之感，这种印象难以轻易抹去。我从中看到了母亲对十岁前孩子的影响。
这是自我接触漱石以来，之后持续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不得不感受到，漱石那明亮的沙龙，正是在家庭悲剧的牺牲中被塑造出来的。那种沙龙的气息，在《吾辈是猫》中也能找到踪迹。在那里，漱石展现出的并非面向妻子与丈夫的一面，而是面向数十名年轻人倾注父爱的一面。为此付出的精力消耗，可能在作为丈夫或父亲的漱石态度上，产生了负面的体现。若从妻子或孩子们的角度来看，认为漱石是个怪癖且易怒的人，这或许是有其道理的。倘若他们对漱石存有理解与同情，便无需深入追究问题本身。但这也意味着，要求妻子和孩子们具备与漱石同等的理解力和见识，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漱石必须主动走出家庭，将自己倾注于家庭之外，别无选择。若果真如此，漱石实际上已与真实的他大不相同。至于这样一位漱石是否更优秀，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成为让自己的孩子心中充满仇恨的父亲。
纯一君在柏林与漱石重逢两年后，漱石夫人出版了《漱石的回忆》。其中有一处将漱石视为一种精神病人。尤其在《道草》所记载的时期，这种态度尤为明显。从当时列举的各种事实来看，夫人所作的观察似乎确实不无道理。然而，如果漱石真的患病了，那么《吾辈是猫》或《道草》这样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漱石本人曾坦言，当时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疯狂状态，他因此身体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破坏。他确实曾经历剧烈的癫痫发作，这一点是事实。但能够客观地描述并分析、批判那个时代的状况，恰恰证明了漱石并未完全丧失意识的常态。若将这一现象简单归结为精神病，则多少带有逃避责任的嫌疑。总体而言，《漱石的回忆》似乎正是将漱石塑造成“性情古怪、易发疯癫”的最后一步。
在与漱石接触的三年间，我们两人独自外出散步的机会只有一次。大概是在大正四年红叶季节，我曾去横滨三溪园的“山泉馆”看文人画。
大正四年夏初，我从大森搬到了鵠沼。那时东京与横滨之间刚刚通电，但从鵠沼到东京除了火车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而且据我记忆，那得花费将近两个小时。每逢星期四晚上，若在漱石山房闲聊，就怕赶不上末班车。因此，每次参加木曜会时出席的人数都减少了，但我去拜访时，便改在下午早些时候出发，傍晚才离开。当时，只要走到门口，总有一辆人力车等候着。客人坐在客座上，只见泷田樗阴坐在那里，右手磨墨，不停地提笔书写大小字迹，不断点单。漱石则显得格外愉快，听从吩咐，从容挥毫。
我想这或许就是原因吧。那时，他经常谈起文人画。每当看到好的文人画，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讲述。听到这些，我便想把原三溪园收藏的文人画展示给他看看。三溪园的收藏品不仅有文人画，还有古老的佛像画、绘卷、宋画以及琳派作品等各类珍品。其中文人画中也有许多极为高雅的作品，如蕪村、竹田、玉堂、木米等人的杰作。想到这些，我便觉得先生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觉得自己是这样向漱石提起的，也仿佛听到了他回答：“那真想看看啊。”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已记不清了。我记得清楚的是，当时我为如何带漱石前往横滨而绞尽脑汁。我原本打算提前了解三溪园的情况，再定好日期去拜访，但感觉漱石恐怕不会轻易答应。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确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十一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突然就带着漱石出门去了。因为这样的天气，应该能轻松出门，只要出门，剩下的事情自然就能应付得了。于是我就从鵠沼一直悄悄地去了牛込，当到达漱石山房时，已经快十点了。刚进玄关，漱石略显惊讶地望着我的举动，但随即欣然同意，便随我进去换衣服。
当我抵达原樱花町站附近的大阪站时，已经过了十二点。那时我对南港町的西餐很熟悉，本想带他去那里，但又担心尚未谈妥文人画的交易，便决定先去马车道附近的日盛楼这家西餐厅吃午饭，吃完后立刻打电话给三溪园。如果那天有什么差池，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但当时我似乎完全没为此担心过。电话里，他愉快地回复说：“请随时等候。”于是，我几乎毫无察觉自己行为的突兀之处，只是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计划的成功，与漱石一起共进午餐。
我几乎记不清那天在茶室或用餐时，我们聊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在乘坐市电前往本牧书店途中，穿过隧道一段后，看见高处山腰上零星分布着被美丽红叶环绕的住宅，漱石便说：“啊，真想住在这儿啊。”
在三溪园原邸，我仿佛是受邀而来的客人，受到了热情款待。虽然这些是漱石第一次见到的人，但他态度极为温和，毫无任何不悦之色，即使站在一旁观看，也让人感到十分舒适。他没有像熟人那样随意奉上客套话，却坦然接受善意，真诚表达感激之情，对令人赞叹的事物也毫不掩饰地赞叹，举止自然得体。随着我们欣赏了许多文人画，天色渐暗，我们享用完晚餐后便返回家中。
漱石在《吾辈是猫》中，痛恨那些富有的实业家以及接近他们的人。他曾拒绝西园寺首相的邀请，因而引发报纸热议。因此，我们一直以为漱石是个从不轻易向权贵靠拢的人。这正是我们眼中漱石魅力的一部分。然而，每当类似话题出现时，漱石总是这样说：“仅仅因为对方富有或有权势，就试图接近，这本身就是一种有私心的表现。若你完全没有真心诚意，那么无论对方是富人、穷人，还是大臣、小厮，都毫无区别。”——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态度，正如同这句话所体现的那样。
想起的是泷田樗阴的事，大概是在大正五年春天吧。星期四的下午，樗阴兴致勃勃地一边磨墨，一边打算今天让老师写一大段字。漱石半开玩笑地写了一行“人静月同照”五个字。写完两三张纸后，漱石又说：“这次写得不错，自己也觉得满意了。”樗阴也点头称赞，但很快便皱起眉头，说道：“老师，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对劲啊。”漱石回答：“没什么奇怪的，这句诗不是很好吗？”樗阴却坚决反驳道：“不，真奇怪！”漱石从书斋里拿出李白的诗集，反复翻阅，然后说道：“原来如此，你说得对，‘人静月同眠’才是正确的。”樗阴得意地说：“嗯，那当然，否则月亮就无法与人同光了。”然而漱石却显得很不服气，说：“可这样一来，实在太过平凡了。”樗阴坚持道：“既然这样，那就改写吧，重新来一遍。”于是他铺开一张新纸。漱石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不如让我给和辻君写，这样挺好的。”于是他把“人静月同照”的半幅字交给了我。我从漱石那里收到的唯一一幅字，就是这幅。
至今，我仍珍爱着这幅题为“人静月同照”的挂轴。我认为它体现了漱石晚年的心境。所谓“人静月同照”，不过是一种景物描写而已。而真正令人动容的，是“人静月同照”背后所蕴含的当时漱石对人的态度，以及他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
（昭和二十五年十一月）
私が漱石と直接に接触したのは、漱石晩年の満三個年の間だけである。しかしそのおかげで私は今でも生きた漱石を身近に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漱石はその遺した全著作よりも大きい人物であった。その人物にいくらかでも触れ得たことを私は今でも幸福に感じている。
初めて早稲田南町の漱石山房を訪れたのは、大正二年の十一月ごろ、天気のよい木曜日の午後であったと思う。牛込うしごめ柳町の電車停留場から、矢来下やらいしたの方へ通じる広い通りを三、四町行くと、左側に、自動車がはいれるかどうかと思われるくらいの狭い横町があって、先は少しだらだら坂になっていた。その坂を一町ほどのぼりつめた右側が漱石山房であった。門をはいると右手に庭の植え込みが見え、突き当たりが玄関であったが、玄関からは右へも左へも廊下が通じていて、左の廊下は茶の間の前へ出、右の廊下は書斎と客間の前へ出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ところで、この書斎と客間の部分は、和洋折衷と言ってもよほど風変わりの建て方で、私はほかに似寄った例を知らない。まず廊下であるが、板の張り方は日本風でありながら、外側にペンキ塗りの勾欄こうらんがついていて、すぐ庭へ下り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そうしてこういう廊下に南と東と北とを取り巻かれた書斎と客間は、廊下に向かって西洋風の扉や窓がついており、あとは壁に囲まれていた。だからガラス戸が引き込めてあると、廊下は露台のような感じになっていた。しかしそのガラス戸は、全然日本風の引き戸で、勾欄の外側へちょうど雨戸のように繰り出す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から、冬はこの廊下がサン・ルームのようになったであろう。漱石の作品にある『硝子戸の中』はそういう仕掛けのものであった。そこで廊下から西洋風の戸口を通って書斎へはいると、そこは板の間で、もとは西洋風の家具が置いて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ぬが、漱石は椅子とか卓子とか書き物机とかのような西洋家具を置かず、中央よりやや西寄りのところに絨毯じゅうたんを敷いて、そこに小さい紫檀したんの机を据え、すわって仕事をしていたらしい。室の周囲には書棚が並んでおり、室の中にもいろいろなものが積み重ねてあって、紫檀の机から向こうへははいる余地がないほどであった。客間はこの書斎の西側に続いているので、仕切りは引き戸になっていたと思うが、それは大抵あけ放してあって、一間のように続いていた。客間の方は畳敷で、書斎の板の間との間には一寸ぐらいの段がついていたはずである。この客間にも、壁のところには書棚が置いてあった。
私が女中に案内されて客間に通った時には、漱石はもうちゃんとそこにすわっていた。書斎と反対の側の中央に入り口があって、その前が主人の座であった。私はそれと向き合った席に書斎をうしろにしてすわった。ほかには客はなかった。
この最初の訪問のときに漱石とどういう話をしたかはほとんど覚えていないが、しかし書斎へはいって最初に目についた漱石の姿だけは、はっきり心に残っている。漱石は座ぶとんの上にきちんとすわっていた。和服を着てすわっている漱石の姿を見たのはこれが最初である。客がはいって行ってもあまり体を動かさなかった。その体つきはきりっと締まって見えた。三年前の大患以後、病気つづきで、この年にも『行人』の執筆を一時中絶したほどであったが、一向病人らしくなく、むしろ精悍せいかんな体つきに見えた。どこにもすきのない感じであった。漱石の旧友が訪ねて行って、同じようにして迎えられたとき、「いやに威張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か」と言ったという話を、その後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が、人によるとこの態度を気取りと受け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私はどこにもポーズのあとを感じなかった。因襲的な礼儀をぬきにして、いきなり漱石に会えたような気持ちがした。たぶんこの時の印象が強かったせいであろう。漱石の姿を思い浮かべるときには、いつもこのきちんとすわった姿が出てくる。実際またこの後にも、大抵はすわった漱石に接していた。だから一年近くたってから、歩いている漱石を見ていかにもよぼよぼ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て、ひどく驚いたことがある。確かザルコリの音楽会が帝国ホテルで催されたときで、玄関をはいって行くと、十歩ほど先をコツコツと歩いて行く漱石のうしろ姿が見えたのであった。それを見て私はすぐに漱石の大患を思い出した。それは決して精悍な体つきではなかった。
初めて漱石と対坐しても、私はそう窮屈には感じなかったように思う。応対は非常に柔らかで、気おきなく話せるように仕向けられた。秋の日は暮れが早いので、やがて辞し去ろうとすると、「まあ飯を食ってゆっくりしていたまえ、その内いつもの連中がやってくるだろう」と言ってひきとめられた。膳が出ると、夫人が漱石と私との間にすわって給仕をしてくれられた。夫人は当時三十六歳で、私の母親よりは十歳年下であったが、その時には何となく母親に似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た。体や顔の太り具合が似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かすかにほほえみを浮かべながら、無口で、静かに控えておられた。当時はまだ『道草』も書かれておらず、いわんや夫人の『漱石の思い出』などは想像もできなかったころであるから、漱石と夫人との間のいざこざなどは、全然念頭になかった。『吾輩は猫である』のなかに描かれている苦沙弥くしゃみ先生夫妻の間柄は、決して陰惨な印象を与えはしない。作者はむしろ苦沙弥夫人をいつくしみながら描いている。だから私は漱石夫妻の仲が悪いなどということを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のである。実際またこの日の夫人は貞淑な夫人に見え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