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戌卓（王永刚）
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强调建构主义，而自然环境(地理)和社会环境(文化)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都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影响着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战争将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爆发，国家的地缘重要性取决于其位置是否在或接近由文化划分的不同文明交界线。
亨氏发扬了一种别样的治学风格，并通过这种治学路子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洞见。阿贾米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说：“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分析道：“亨廷顿……也从来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亨廷顿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颇的风骨。”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采取了同一种文化，即能促进生产率的文化，那种阻碍生产率进步的文化则越来越被淘汰，为此还引入了一套奖惩机制。这种奖惩机制几乎从人类儿时就开始实行了。学习优异的人就得到更多的表扬，而学习本身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然后在这个社会运转的大机器中能找到一个“螺丝钉”的位置。当然也可以不学无术，在社会运转的金字塔中当个垫脚石。
按照幸福指数的衡量，所谓的“慢生活”，远远要比快节奏的生活要舒服。但是按照现代观念，慢生活是不利于生产率，因此它其实属于落后文化的。
人类进步的过程似乎就是不断制造原本对生存或生活而言并不是必需的东西和欲望，然后让这些东西和欲望变成了以为是必需的，离开了就活不了的东西。正如现在的手机与某些人的关系，正如水和鱼的关系。离开了手机的人好像很快就要活不下去了。
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不断地制造需求并解决需求的过程。但问题是，幸福与过多的欲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欲望越多，幸福感越强吗？
俗话说，“知足常乐”。问题是现代观念并不提倡“知足常乐”，而提倡的是“永不满足”。因为只有“永不满足”才有人类的进步动力。大家都很满足了，还过什么劲儿呢。正如“世外桃源”这种地方，显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永远想外扩张发展的地方。然而，现代崇拜的技术进步也好，文化扩张也好，都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扩张，在于侵蚀，而不在于闭关自守。因此，当科幻小说题材的理念中，很多都是大肆提倡科技进步，未来走向宇宙外扩张殖民的历程，而地球终究会变成一个被遗弃的废墟。往往闭关自守的文化最终都走向了衰落。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文明的衰败大概也是归结于此。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一个博采众长的文明，是一个不断与其他文明相碰撞和相交融的文明。
然而，有时遐想，人们究竟是在走向幸福的港湾，还是在走向自掘坟墓的深渊呢？所谓的先进文化就能带给我们走向幸福吗？所谓的落后文化一定就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吗？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的发展可能不单线程的，而是循环的，是经过出生、生长、顶峰、衰败的过程。因此人类的发展可能面临的结局是难逃死亡。而延续的生命正如在核战争之后的幸存者又开始了原始生活一般。正如生老病死，正如春夏秋冬，人类的历史进程又开始了新的历程。所以，人类或许等到自掘坟墓走向死亡之后再度回归于原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