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节选《诗经.国风.桃夭》)该诗用比兴的手法，再现了几千年前西周时期一位美丽的姑娘出嫁的场景，并祝福她一定能做一位贤妻良母，旺夫兴家;唐代诗人杜甫相传亦有诗作描写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杜诗把新婚燕尔列为第三大喜。所以

说，婚姻是人生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而然。当今社会的婚姻形态是自由恋爱，男女双方自愿结合，婚姻的基础是感情和信任，取决于婚恋双方彼此的了解和坚守，另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保障;而过去的传统婚姻模式，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由父母包办，个别则有买卖婚姻的影子，男女双方很难有婚姻自主的权利。解放后直至“文革”时期，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移风易俗教育，农村世俗中沿袭下来的一些传统习惯，其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以致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男孩到了十三四岁，甚至更早的年龄，还有父母忙着给处在学龄期的儿子张罗着定亲说媳妇，农村把这称为“娃娃媒”。儿子一过了二十来岁，闺女一到了十八、九岁，如果还没有“说妥”，做家长的就会非常着急。那个年代也有择偶的标准:一军人，二干部，三工人，实在不行嫁农民;对爱人(男)的要求是:看前面像演员，看后面像运动员，一月拿个几十元!典型的高富帅要求，一般人很难企及。再说，军人、干部和工人数量极少，绝大部分人还是得找农民对象。自由恋爱的有，但极为少见，因为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而济兖邹曲滕一带，得孔孟“教化”之先，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尽管有“梁祝”“天仙配”的美好传说，真有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也往往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被棒打鸳鸯，以悲剧结尾，婚姻还是得依靠媒人(媒婆)介绍说和。古人把媒婆划入“三姑六婆”之列，古装戏里的媒婆形象

，多是丑行，穿着大花袄，叼杆长烟袋，嘴角点个铜钱痣，摇唇鼓舌，能说会道，这是对媒人的误解偏见。“娶妻如何，匪(非)媒不得”(《诗经.国风》)，“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评剧《花为媒》)，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婚俗，媒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做媒人，首先要有一副热心肠，其次，还得有一个好口碑，不然，别人信不过，贪财图利者是极少数。媒人介绍婚姻，得权衡双方家庭和男女长相是否般配，条件差不太多，才可以穿梭走动，牵线搭桥，说媒提亲。

　　经媒人协调说和，一旦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婚姻意向，下步就进入到“相媒”的程序了。有迷信的家庭，还要像《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那样，要请阴阳八卦先生掐算掐算男孩女孩属相是”相克”还是“相合”，如果“相合”，就预示着将来婚姻大吉。相媒，大都是女家代表到男方家“相看”，主要侧重于“相”家庭。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城乡特别是乡村居住条件还非常简陋，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宽裕的，才可以“提门镶窗”，盖几间“砖包皮”瓦屋，一般家庭多是几垄瓦的泥墙草房。相媒的来了，要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婚姻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对于男方来说至关紧要，就像当年有单位迎接上级检查验收搞搞“金镶边”一样，对家庭里外也要突击捯饬一番，以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而那时农村人对财富的评价标准，除房屋能讲得过去，要看家里的口粮多不多，不像现在，要看家里有没有汽车，条件高的，还要看城里有没有商品房;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为饿怕了。而所谓的口粮，主要是地瓜干，因为小麦的种植面积小，且产量低，农业社大面积种植的是地瓜，到秋后，衡量全年收成好孬，主要看家里的地瓜干垛大不大。室内布置也是个重要内容，要有一些“高档洋气”的用品，比如闹钟、暖水瓶、茶壶、细瓷茶具之类，这些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那个时候要凑齐还是很困难的，家里没有，要去别人家借，如果谁家有一对彩色金属壳暖水瓶，可能要出借很多家，给被相媒人家“增光添彩”;还有的全家人都不会骑自行车，也要借辆自行车放在家里“扎裹门面”。有的女方家长相媒，还要注意观察这家养没养猪羊，柴垛大不大，院子干净不干净，如果猪羊很肥，柴垛很大，院子干净，证明这家“陈实”，主人“勤劳会过”，且“干净练利”，闺女嫁过来，不会挨饿受穷。家庭条件过关了，还要“相”男孩的“颜值”，一般来说，长得帅气点的，家庭差点也没关系，反之，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平衡了。此外，讲究的，还得“察听察听”男方的为人处事及家人的健康状况，挑剔点的，则像入党提干，严格把关，一直查到男方的八代。如果相媒一切顺利，则婚姻成功了一大半，下步就是婚姻的主角见面了。由于订婚的时候，大部分男女双方年龄偏小，见面也就是浮光掠影，一般采取“偶遇”

的方式，在集市或者是亲戚家里约见，处于青春朦胧期的少男少女，还有羞涩的心理，或者简单说几句话，或者蜻蜓点水，一面而过。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进入“聘礼下启”阶段，举行定亲仪式，“文定厥祥”了。彩礼的最高标准，七十年代流行“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八十年代初稍微有了变化，成了“三转一响带咔塔”，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或录音机，外带照相机(“咔塔”，照相机快门的声音，代指照相机)。这些那个年代高大上的装备，购买大概需要五六百元人民币，这是个天文数字，城市家庭也难以承受，农村家庭只当是个“传说”罢了。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托人“走后门”买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一般家庭能给女孩买几身灯芯绒和平绒布料压包袱，已经很好了。订婚后的男孩女孩在漫长的等待中，在幸福的憧憬中渐渐长大，就要弦歌丝竹，钟鼓乐之，步入婚姻殿堂，成家立业了。

　　有的家庭给儿子说媳妇，相媒的来了一

茬又一茬，但因为穷，经不住打听，找媳妇成了“老大难”，就要面临打光棍的危险，很伤脑筋。没有办法，只能投亲靠友去外地“混穷”，大部分去了东北，设想着那里遍地黄金，将来挣了钱回家“说媳妇”。老家邻村的一户人家，儿子去东北才一年多，就寄回来一百元钱，后来每隔几个月，就寄一百元。不要小看这一百元，在当年一个劳动工日只值几毛钱的时候，可是巨款!而老人也不避讳“有财不外露”的古训，“跑信的”(邮递员)把儿子的汇款单一送来，就高调去公社邮局取钱。俗话说，“家有平银，邻居是戥秤”，在外人眼里，这家老辈就穷，现在“骤然大阔”，不得不刮目相看，认为先前看走了眼。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这家养了一个有用的儿子，在东北发了大财，于是，说媒提亲的络绎不绝，根本不用现场相媒，也不要送彩礼了，等定下来一个合适的，儿子才从东北回来完婚。后来才知道，这是老人和儿子精心策划的一个“公关行动”:儿子到了东北，出苦力，住茅屋，在林场扛大木，每个月除填饱肚子，勉强有点结余，一年下来，积攒了百多元钱，父子俩心照不宣，通过邮局把一百元来回倒腾，如此“行为艺术”，成功“包装”了家庭和个人形象，最后娶得美人归。还有的本来条件不错，而家长“马大哈”，自认为家庭根红苗正“经打听”，对相媒不大上心，耽误了儿子的婚姻。有一个家庭，老人读过几本古书，加之脾气倔，说话行事经常和别人唱反调，按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杠精”。儿子相媒这天，父子却忙着“挑墙”(用泥巴加麦秸筑墙)，别人劝老人拾掇一下家里，老人抬杠:“有麝自来香，不用上风扬!”劝他给儿子换件干净衣裳，他还是抬杠:“穿龙袍是唱戏的!”结果，相媒的来了，大失所望，一桩本来很合适的婚姻就这样“黄”了，而老人抬杠的“名言”经人传播，成为笑谈，以至于到了改革开放，老人去世了，儿子三十大几才找了个再婚的媳妇，差点打了光棍。至于陪相媒的被相中，相老大看中了老二，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各种版本的八卦相媒故事，也在乡间流传，经久不衰，由王茜华、孙涛主演的电视剧《当家的女人》里，则再现了类似的情节。

　　由相媒衍生出来的逸闻趣事，有些属于无奈之举，有些属于黑色幽默，是那个时期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历史发展到今天，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财富观，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人生观和婚恋观。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活半径增加，交友范围扩大，年轻人寻找婚姻爱情的途径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即使在偏远的乡村，无处不在的微信，也可以随时与千里之外的朋友亲人建立联系，这样的社会形态，给年轻人的婚恋带来的变化就是，婚姻在参考父母意见的前提下，可以完全自主，媒人的作用日渐式微，而“相媒”的内涵则较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无论如何，那种以口粮论婚姻的时代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简介：

　　段修桂，滕州人，大学中文毕业，1991年之前在滕州二中任教。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几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单位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业余时间写点随笔。现任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