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辛波斯卡，我先想到的是基耶罗夫斯基，你或许没有听过他，但你一定知道他的影片—“红白蓝三部曲”，他的影片被认为“既有伯格曼影片的诗情，有又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他更被尊为“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和最无所顾忌”的电影大师。
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擅长编故事也不喜欢靠煽情来打动人，他所关注并终生探讨的是个体的精神世界。
而辛波斯卡， 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诗作被称为
“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
而基耶罗夫斯基和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开始于1993年圣诞节。那天华沙的天气简直“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还是早早摆出摊子做生意。
在一个小书摊前，基耶洛夫斯基发现了一本辛波丝卡的诗集。辛波丝卡是他的朋友、“红蓝白三部曲”的译者罗曼·格伦最喜欢的诗人，他决定买一本送给罗曼。
“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基耶洛夫斯基所说的这部诗集，就是辛波丝卡的《开始与结束》。让基耶洛夫斯基“一见钟情”的那首诗，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
看似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仿佛此前从无瓜葛。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可能早已相遇多次，又错失多次。也许在某个街角、某段楼梯、或旋转门转动的一瞬间，他们曾擦肩而过；或者在人群中、在偶尔拨错的电话里，他们曾有过交集，只不过命运弄人，缘分将他们拉近又推远。
“也许在三年前，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有某片叶子旋舞于肩与肩之间？有东西掉了又捡起来？天晓得，也许是那个消失于童年灌木丛中的球？”
这就是典型的辛波丝卡的风格，朴素而又迷离，有很强的命运感，并带有一丝暖意。
人生就是这样，遇到又错失，因缘际会，直到那个“一见钟情”的时刻到来，“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
作为读者，基耶洛夫斯基与辛波丝卡也可谓“一见钟情”。他们也许早已相知，却又错失多年，直到读到那首诗，让他怦然心动。
诗人与世界是什么关系？辛波丝卡说，诗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太尴尬了，因为写诗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当一个诗人在填写履历表时，他不能在“职业”一栏里写上“诗人”。
但诗人又的确是为写诗而存在的，如果说教授们有一方讲坛，科学家有一间实验室，诗人要做的无非是面对一张白纸，等待灵感的到来。这就是作为诗人的荒诞。
即便如此，依然会有那么多人写诗、爱诗，等待与自己黑暗中的读者“一见钟情”。正如辛波丝卡诗里所说：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丝卡真正为世界所知，始于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外垂青。但惯于爆冷的诺奖委员会偏偏选择了辛波丝卡。他们看中了她什么？
“瑞典学院向维斯拉瓦·辛波丝卡致敬，因为她是一种诗歌观点的代表，而且是一位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的代表。这种观点就是把诗歌当做对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颁奖词中如是说。
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辛波丝卡的确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在1957年出版的诗集里，未到中年的辛波丝卡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像逗点般，旧派的女人。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她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它装饰。路人啊，请你拿出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丝卡的命运。”
米沃什说她是一个“害羞，谦虚”的女诗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
她渴望一种隐居的生活，将自己缩成一个逗点，不为人知，不加入任何文学圈子，死后与牛蒡、猫头鹰和几首小诗相伴。她很少在诗作中透露个人信息，虽然有过曲折的爱情生活，经历过两次婚姻，却很少写情诗。即便是写情诗，诗中的“她/他”也往往是抽象的。她隐身其后，以便获得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自此，我们头顶的天空又多了一颗明亮的星，辛波丝卡，与这个世界一见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