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零零碎碎地听闻了有关这栋老房子引发的一场腥风血雨。现在我站在这里，看它飘摇欲坠地在我面前张牙舞爪，得意洋洋地宣扬着它的胜利。它是赢了，它让原本感情就淡漠得可怜的一家人为了争夺一纸薄薄的房产证而最终变得支离破碎。现在它可以心满意足地化为废墟，等待着新的躯壳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涅槃重生。施工队浩浩荡荡地赶来，带着轰轰隆隆的机器，高歌着末路的丧歌。我来祭奠它最后几刻的生命，因为它教会我的，是这二十年的生命中，关于人性丑恶的第一节课。

母亲在厨房忙着，手机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爷爷。我知道现在把手机拿给母亲，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挂掉。我却鬼使神差地按下了接听键。耳边传来的是沙哑的喃喃声，爷爷只是在絮絮叨叨地嘟囔着，已然听不清讲了些什么。老爷子过高的年岁和千疮百孔的病体早就不允许他还可以神志清醒地去表达他的想法。但是他这几年以来最后一次奇迹般的清醒，竟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遗产纠纷中为了偏袒儿子而叫来了警察，要带走他的女儿们。绝情至此，母亲已是心灰意冷。对于母家的事，以后是决计不再提起。我也不敢问，父亲说我不该问，所以我只能选择不去问。

挂掉电话，我偷偷地删了这条通话记录。在通话的最后时刻，舅舅接过电话说爷爷病危，正在医院抢救。

厨房里油烟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母亲脱下围裙，照常嘱咐我多吃点菜多吃点饭，吃完多喝点水。然后抬头看看墙上的钟，着急忙慌地换上工作服上班去。

我在沙发上躺了好久没有起身，直到父亲回来的开门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在这个瞬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爸，我约了同学吃饭，先走了。”

假装冷静地不去理会父亲惊愕的眼神，我赶在他开口问东问西之前逃出了家门。

但是无论这个决定有多大胆，在我伸出手叩开病房的门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上也显得信心不足。我躲在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偷偷地往里面张望。

爷爷躺在病床上，就像一根枯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到行将就木的糜荼气息，但是这棵枯木怕是再没机会去逢春了。

所以我来了，替母亲目送她的老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不是如他所愿的那样和唯一的儿子共享了真正的天伦之乐。

爷爷似乎是感受到了身体某些部位的疼痛，左右挪动的身体和拧紧的五官都在昭示着他难耐的痛苦。舅舅从床头的柜子里掏出来一个小小的铁皮罐子，他还没打开盖子我就知道，里面一定装了满满的冰糖。

童年的那段时光，我都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日子清苦，但却又甜。爷爷有一个珍爱的铁皮罐子，上面已经锈迹斑斑，依稀勉强可以辨认出一行字“第四连志愿军二等兵”。罐子里装了满满的冰糖。我但凡有点小病小痛，爷爷就从床头柜里把它拿出来，从里面夹出一大块冰糖，用小锤子轻轻一敲，一大块冰糖就会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在我急不可耐地把它们吞下肚的时候，爷爷又要开始滔滔不绝地炫耀他在脱离连队迷失方向并且几日断粮的情况下靠着几块冰糖存活下来、叱咤战场的风云事迹。然后我的病就好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就是在幼儿园的讲故事比赛中得来的，原因是我能把放牛郎王二小将敌人引进了我们的包围圈的故事倒背如流。

说实话，爷爷对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做的还是很超前并且很成功的，然而这样一个爷爷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上却是失败到彻头彻尾。在七大姑八大姨对爷爷的声讨中，我甚至觉得他们口中的爷爷和那个为我敲碎小冰糖的爷爷判若两人，我能相信谁，我不知道。毕竟当表达在有旁观者时是会变质的；毕竟这样由恨意引发来的控诉掺杂了太多含泪的腥咸，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也变质成了主观主义咒骂，让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哭骂到爽。准确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外公。我觉得见外，从来都只叫他一声爷爷。

舅舅把敲碎的冰糖放在爷爷嘴边蹭一蹭，让爷爷去舔一舔残留的香甜。人生的轮回真是寂寥，风风火火活到老的时候就活成了婴儿的模样。冰糖神奇的药效我比谁都清楚。痛苦似乎就这么减轻了，爷爷脸上紧蹙的褶子也随之舒展开。

他安心地睡下了。

这时身边来了一个护士，她拍拍我的肩膀，“小姑娘，你找谁？”

“不好意思，我找错病房了。”

转身前再看一眼爷爷安详的睡脸。不知道他，梦里冰糖碎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