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上海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在常州也呆了十年了，我想想啊，我短短的生命有两个十年了。

      在上海的时候，父母一边创业一边带着我。我那个时候非常小，我爸骑自行车得腾一只手抱着我，我妈做饭得腾一只手抱着我。

      我非常小，因此什么都变大了。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两年我们就得搬家，我却觉得像住了五年八年那么久。我们从一个小区搬到另一个小区，搬到早餐店隔壁，木材厂隔壁，小超市隔壁。我连一个朋友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就交了另一拨朋友了。

      三岁的时候 我们搬到了吴淞码头旁边的小区里。那是怎样的海风，每次跟我妈去买菜的时候，我都要紧紧攥住她的小拇指，不然就会被海风吹的直往后退。

      海是望不到边的，天也是，他们后来黏在一起了，这不符合我的认知，海和天是平行的，它们永远不可能有交点。海边的货船来来往往，看不到运的是什么，也看不到人，好像那些船是自己在开的。船上的灯一闪一闪，喇叭呜呜的响。

      那个喇叭声是我听过最好的，厚重沉闷，每一下都是往身体里去的，而不是耳朵。我问我爸，我能坐这些船吗，我爸说以后你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我小时候敢想，现在已经不敢了，我的人生，我以后的路跟这些船也再也不会有交点。

      海边有用水泥斜砌的防护，它们长期被海水侵蚀，像伤口一样裂开。偷偷地沿着防护爬下去，石头缝里有很小的螃蟹，一个塑料杯子能装好几只，然后很多此一举地把它们放生进海里。

      吴淞口的风浪是郭汝瑰先生的遗言和身躯，搬走之后我却再也没有去过，但我一直觉得现在所见到的船只，它们的起点都是吴淞码头。

      后来又经过了转学和不断认识新的人，再到2011年到了常州，之后我去上海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都是跟着父母办事，稍作停留的来回。

      18岁时再坐着绿皮车去上海，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哪里都不是我的。买完票跟父母报备后就坐上了车，一切都行云流水。

        绿皮火车的车身有划痕，玻璃上有雨后粘上的灰尘，白色的k字开头的名称，赫然在目。绿皮车，这个场景也是《甜蜜蜜》里李翘和黎小军缘分的开始。

        临走的时候我捎了一本马伯庸先生的《长安十二时辰》，二次拜读，还留了笔记。对面的小情侣在讨论行程，那个女生高高瘦瘦，穿着jk，细软长发，所有的阳光都打在她身上。

        下车之后我按照姐妹的定位走，她早早地在车站等我，在附近的肯德基解决一下早饭。我才发现上海站有六个出口，小时候我只需要跟着我妈屁股后面走，从来不用在乎这些。

        我以为要费一会儿功夫，但其实路标很好找，不一会儿我们就碰面了。看见了姐妹，我又可以把脑子扔了，坐上地铁，换线，我只需要跟着她走。

        我们去了城隍庙，因为我想从老上海开始。 

        是的，老上海。老上海和新上海像是一个人的两面，他在我心里有个概念。  新上海是霓虹灯，七车道的马路，各色的皮肤和噔噔噔的步伐。老上海是六层房屋，窄窄的胡同，马路牙子旁边的下水道，脱落的墙皮和晾在晾衣杆上的各色被单。

          城隍庙的黑瓦白墙，它上翘的飞檐很像各处的旅游景点，其实我没看出什么不同，只是那里有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外国人。

        再往里走，你得抬头看，透着绿光蓝光的玻璃窗，木头包边，几扇窗户懒懒的打开，它让我遐想连篇。我总觉得一会儿会有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婀娜着身段走到窗前，倚在窗台上，挑着眉眼看着楼下摩肩接踵的人头，吸一口烟斗，吐出徐徐缭绕的烟雾，又笑着，婀娜着身段走了。

        我往上看了很久，很多人跟我擦着肩走过，可我没有看见她。

        前面有人围在一起，那边散着油墨香。是老艺人在摆弄活字印刷的机器，他拿着印刷的成品，对着各种镜头露出笑容。我本来想为四大发明出份财力，但上面的标价还是让我从这份热闹里走开。

        后来才发现，城隍庙的景色都在地下，那里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文物，民国的股份支票和邮册，各个朝代的瓷器，雕镂的木器，有种《古董局中局》的感觉，仔细看来，一天都看不够。

        它的入口不够醒目，只是一扇小门，门上连标牌都没有，导致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倒是非常方便我。

        出来以后，才发现真正的上海老街。从二楼开始的防盗窗，两边对称的居民楼，窄窄的小路，路边有摊贩留下的油渍，但我们没再往里走。

        夜对我们来说很深了，但我们还是去找了小馆子吃夜宵，让春光代替所有的话，上海他一言不发。世界都很讲道理，但没有人偏心他。

        还会继续改变吧，必定会的，而我不必说，我也是麻木的看客。

        从别后，忆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