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一共出现过70多个比较“正统”的王朝，所以至少有过70多个“开国之君”。不过明太祖朱元璋在其中恐怕是出身最为寒微的一个——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奴隶出身的后赵高祖石勒。另一位号称出身平民的汉太祖刘邦，人家起码还当过亭长、混过黑社会，起码吃穿不愁，生活水平肯定是一般的小老百姓没法比的。
而老朱呢？那绝对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这一点从他称帝后追封的一大堆列祖列宗的大号上就可见一斑——德祖玄皇帝朱百六（高祖）、懿祖恒皇帝朱四九（曾祖）、熙祖裕皇帝朱初一（祖父）、仁祖淳皇帝朱世珍（父亲，原名朱五四），而老朱原名朱重八。这一大家子代代相传的淳朴、或者说是土的掉渣的名字，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到了老朱这一代，日子就过得更惨了。因为遭遇了瘟疫，老朱的父母、大哥先后去世，可他连买个棺材板和坟地的钱都没有，只能出家当和尚以苟活。可后来连和尚都要饿死了，走投无路的老朱这才毅然投奔了郭子兴领导的义军，算是参加了“革命”。
所以说，老朱应该算是从古至今以来，最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不过这个头衔在当时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荣耀和好处，相反只有数之不尽的麻烦。
比如哪怕他建立了明朝、当上了皇帝，该瞧不起他的那帮家伙们照旧瞧不起他，而且拒绝跟老朱和他的大明朝合作。那么到底是谁这么牛叉呢？
背景：哪怕是贵为皇帝，照样有人瞧不起你。
在传统印象中，皇帝一言九鼎、言出法随，谁敢不服肯定要被抄家灭族……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没有过。但事实上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是在极少数的时间里偶有为之，还只能是像秦皇汉武这样极为强势的皇帝或是大乱世里的那些暴君们才能勉强做到。在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贵族、世家、士大夫为幕后支持力量的大臣们，其实始终能够与皇权相抗衡，并为自己争取权力和利益。而且在这样的斗争中，看似弱势的臣权往往不落下风，时不时的还能压倒、欺凌皇权，甚至操纵废立、改朝换代也不是啥新鲜事。
因此瞧不起皇帝、拒绝与其合作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尤其是那些出身不高的皇帝。比如刘邦在建立汉朝以后，就有一大堆“名士贤人”躲进山沟里不肯出仕，而一旦他们冒个头，就迫使刘邦彻底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商山四皓）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后来又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操弄，使得国力仍然强盛的大汉朝却“独以强亡”。所以后来的皇帝学了个乖，隋文帝杨坚一口咬定他家出身弘农杨氏（陈寅恪先生考证杨坚应该是出身山东寒族），唐朝的李家皇帝更是攀上了陇西李氏这门亲，把老子（李耳）、李广、李暠（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开国皇帝）都认成了祖宗——这个门第够高了吧？任谁都得高看一眼了吧？
结果只是妄想。那些高贵的世家门阀根本就不认可这些胡编乱造出来的伪贵族，该瞧不起的照样瞧不起。比如鼎鼎大名的“天可汗”李世民曾想跟清河崔氏联姻，结果惨遭拒绝，而且表面上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实际上就是告诉李大帝：你不配！
李大帝气得直接修改《氏族志》，把自家排在一等，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如果说这个时候老李家刚发达、还算是个暴发户，被那些传承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家族鄙视还有情可原。可是过了200年后，唐文宗李昂打算给太子李永寻摸个媳妇，看上了时任宰相而且出身荥阳郑氏的郑覃的孙女，结果再次遭到婉拒。而且郑覃生怕皇帝用强，还赶紧在博陵崔氏家随便划拉来个子弟（只是个九品官）把孙女给嫁了……
宁做九品妇，不为太子妃——世家门阀就是这么牛叉，搞得李昂在风中凌乱，怎么也想不通这个理儿：
“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出身不好人家看不上，伪造户口人家更瞧不起——你说这个皇帝当得有多不容易！
幸好在唐末的惨烈战乱中，世家门阀势力基本被消灭殆尽。而随着科举制度崛起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就大都是寒门地主出身，门第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跟皇帝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了许多。不过宋太祖赵匡胤却被自唐末起的藩镇割据、武将势大的局面给吓坏了。为了不使自己辛辛苦苦从柴家孤儿寡母手里抢来的江山成为五代之后的“六代”，他采取了崇文抑武、扶植文官打压武将的办法，果然取得了良效，但却给两宋遗祸无穷。
宋朝的士大夫在政治地位上可以跟皇帝“共治天下”，在生命安全上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护体，在经济收益上更是古往今来的独一份的优厚——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尝过了钱权名利统统并收甜头的士大夫们，怎么可能会甘愿放弃曾经拥有过的这一切？
哪怕大宋朝后来完蛋了，士大夫们也绝不会放弃卷土重来的努力。不过蒙古人不但喜欢砍人脑袋，还完全不讲道理，而对于不讲道理的异族，士大夫是从来都没有过办法的，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到了明朝情况就不一样了。
朱元璋哪怕当上了皇帝，也改变不了泥腿子出身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老朱和他家的历代祖宗都曾经是士大夫们当猪狗一样驱使的贱民，想让曾经的主人对过去的奴隶心悦诚服，呵呵，怎么可能？而且哪怕老朱这个粗坯皇帝在喜欢砍人脑袋这个爱好上一点都不亚于蒙古人，但他毕竟不是异族。主要不是异族，就得讲道理，就算老朱不肯讲道理，士大夫们也非得让他讲道理不可！
于是明初的君臣关系要是能好，那就真是见了鬼了。
士大夫不肯替朱元璋效力，所以出现了“明初文人多不仕”的现象。
老朱虽然出身贫下中农，文化水平也不高，但绝不意味着智商也低。当他经过辛苦打拼、领着一帮土匪头子熬成一方诸侯以后，就充分认识到要想成为天下至尊，没有那帮讨厌的士大夫们的支持是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所以老朱一边拼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一边摆出极低的姿态作求贤若渴状，诚心邀请士大夫出山为他出谋划策和治理地方。比如在老朱刚打下浙江以后，就礼聘刘基、叶深、章溢、宋濂这四位名儒为幕僚，还十分谦恭的表示“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元纪第三十三》），在给刘基写信时，必谦称“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一·御书七篇之二》）。
不光是对刘基、宋濂这样的“高端人才”，即便是普通的文人士大夫，哪怕是有过投靠蒙元政府这样的“历史污点”，从来眼睛里不容沙子的老朱都一概既往不咎、放手使用：“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明·刘辰）。
试问谁见识过印象中霸气侧漏、唯我独尊的老朱有这么客气的时候？
老朱对士大夫实在太好，以至于遭到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的妒忌，搞得老朱还得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以促进文武关系和谐：
“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对于性格强硬、从不知妥协为何物已经到了偏执程度的老朱来说，给士大夫如此高的礼遇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可士大夫给他的回报又是什么呢？
“明初文人多不仕”（《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清·赵翼）！
老朱英明神武，文治武功都堪称是五百年一遇的雄主，但他毕竟不是孙猴子能化身无数盯着大明江山的无数个省道州府县，所以他必须组建数以万计的官僚队伍替自己治理这个偌大的帝国。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享有较高声望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理能力而且能得到老朱认可、可以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士大夫这个群体。
结果老朱就差低三下四的哀求了，这帮向来以“官迷”著称的家伙们，却突然间变得志向高洁、与世无求了起来，纷纷表示不肯做老朱的官。
表面上，士大夫们给出的理由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就是奉蒙元为正朔，秉承儒家坚守的“忠君”与“恪守君臣大义”的传统思想，抱着“忠臣不仕二主”的忠贞信念，坚决拒绝老朱的征召，宁死不替这个“叛臣逆子”卖命。这类士大夫的代表是戴良，曾在元朝当过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就是个从五品的小破学官，却对蒙古人忠心耿耿。元末时他曾依附张士诚，结果没几天就逃跑打算北上跟他心目中的“正朔”、也就是那个即将灭亡的元朝一同毁灭。明初时戴良又数次拒绝征召，直到被耐性耗尽的老朱抓进监狱仍毫无悔意，不但写了大把慷慨悲凉的怀念故元的诗作，据《诸暨县志》记载还“待罪之日，作书告别亲旧，仍以忠孝大节之语。卒于狱中，或说系自裁而逝。”
第二种就是号称“隐逸”、无心入仕的所谓名士。其实元朝对于士大夫的态度和待遇，别说跟宋朝比，哪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中也得倒着数——动不动就几十年不开科举（元朝国祚也不过98年而已）不说，就算开了科举也不愿意让士大夫当官，甚至到了“江淮行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新元史·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八十》）的可怕程度。为啥？因为士大夫在两宋干的那些破事实在太恶心人，给蒙古人留下了无比恶劣的印象。因此他们宁可用文盲治理国家，也信不过那些干啥啥不行，嘴炮第一名的士大夫：
“世祖（忽必烈）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至正直记·卷三·世祖一统条》元·孔克齐》）
既然行情这么糟糕，所以除了像戴良那种不可理喻的家伙，大部分士大夫也习惯了在山野乡间治学著书、讲学授课，或者干脆喝酒泡妞，享受生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百年，或许真的让一部分士大夫消弭了功利心，懒得再踏足官场。
第三种则是士大夫群体中的“败类”，也就是那帮被老朱拿高官厚禄（官高不高不说，俸禄可一点都不丰厚，这个后边再说）一忽悠就立马屁颠屁颠宣布“出山”的家伙。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老朱绝对是个难伺候的主儿，一旦看你不顺眼臭骂一顿、打打屁股都算皇恩浩荡，杀头抄家那是常规操作，弄不好还得被剥皮楦草，这谁受得了？
于是还没等老朱在皇帝位上把屁股坐热乎，就迎来了麾下“员工”的辞职潮，偌大个朝堂上官员们跑光了大半，甚至有人为了辞官而自残，这可咋整？
老朱的应对——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
士大夫不肯跟老朱合作，表面上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法在明朝的朝廷里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比如说在元末明初的士林舆论中，“复宋”的呼声一度高涨，其实谁都知道老赵家的大宋朝早就死翘了，根本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事实上士大夫们嘴里喊着“复宋”，心里想的却是恢复他们在宋朝时的地位和利益。
而这是朱元璋绝不能容忍的。为啥？这可能要从他的心理角度去分析。
老朱出身贫下中农，尽管他的学习能力超强也绝对够努力，但他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农民式的，比如说对待士大夫的态度。
在古代的乡村，最让农民敬畏的，从来就不是官府，而是“先生”，即读书人。农民被逼急了敢杀官造反，但无论如何都会给予“先生”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学历越高的“先生”越是如此——比如童生、秀才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敢调侃一下，但举人、进士啥的对他们来说统统都是“文曲星”，那是万万不敢招惹的。但在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只有畏而没有敬、甚至可能还要添上个“恨”字，可能就是官员了。
所以朱元璋在起事之初礼贤下士、尊重读书人，除了雄才大略以外，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心理。所以老朱才能忍气吞声，哪怕刘基拒绝了他两次、宋濂拒绝了他5次，他还是厚着脸皮再接再厉，直到这些“名士”答应出山辅佐他。
哪怕是做了皇帝以后，老朱逐渐开始展现他杀伐决断、决不妥协的性格特征以后，在对待士大夫的问题上他还是一忍再忍。
然而对待官员，老朱又是另一种态度。可能是因为亲身经历的原因，满天下的官员在他的心目中恐怕都是“贪官污吏”，哪怕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一定是！
所以朱元璋对待给他打工的官员十分刻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明官俸最薄”：
“二十五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这种工资标准别说跟宋朝比，哪怕在历朝历代都得排到倒数第一，这种没油水的官谁愿意干？
工资低倒也罢了，毕竟当官的好处多得是，明面的损失可以暗地里补，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万万没想到，他们还摊上个恐怕是史上最恨官员贪污的皇帝——“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至于“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三十三》），这样的官谁还想干、敢干？
这种对待没当官前和当官以后的士大夫宛如天上地下般殊异的待遇，既体现了老朱矛盾的心态，更搞得士大夫们更不想当官了。
对士大夫们不肯出山做官这件事，老朱想出了个“妙招”，那就是修《元史》。修史这种工作对于士大夫们来说是种莫大的荣耀，绝对是青史留名的美事。而有资格修《元史》的，无不是名儒大贤，而且徒子徒孙遍天下，只要把他们请出来，绝对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最终将那些装模作样的士大夫收入朝廷的囊中。
然而士大夫们可不傻，大大方方的吃掉了老朱抛出的诱饵，然后毅然决然的撒腿就跑——像曾鲁、梁寅、鲁渊、祁门人汪克宽、金华人胡翰、新喻人赵壎、临海人朱右、义乌人朱廉等好不容易被老朱骗出山修史的大儒们，却统统“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
老朱继续忍，哪怕是后来闹出了“南北榜案”——这要是别人敢如此捋老朱的虎须，早就被杀得人头滚滚了。可这回老朱又忍了，甚至为了笼络士人之心、稳固统治基础，还将倒霉蛋张信凌迟处死，刘三吾等考官统统发配流放，分南北榜取士，并定为“永制”。
老朱做了这么多让步，但结果却是然并卵。这下彻底把他惹火了，于是士大夫再也没有了当官前和当官后完全不同的待遇，凡是不听话的统统就只有了一个下场，那就是杀。
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宁可自残也不当官，可老朱觉得他俩的决心还不够大，于是下令砍头抄家，彻底成全了这对叔侄；苏州人姚叔闰、王谔拒绝征召，不肯赴京，于是被枭首示众，籍没全家。
老朱的大砍刀一挥舞起来，那些看起来很有骨气的士大夫们立马怂了一大片。比如对拒绝征召的名士秦裕伯，老朱刚说了一句这货看起来很有当反贼的潜质，小秦立马现身京城：“裕伯拜书遂入朝”（《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另一位大名士陶凯觉得咱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于是就藏了起来。老朱找不到陶凯，不过却难不倒他，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老朱下诏“陶凯不应诏，可取一族人首级回”（《国朝列卿纪·卷三十九》明·雷礼），这下原本对陶凯的下落一问三不知的陶氏族人马上就开了天眼，很快就齐心合力的抓住陶凯并绑送给了老朱……
老朱算是彻底看穿了这帮外表似乎三贞九烈的士大夫的本来面目，于是下手愈发狠辣。在著名的洪武四大案中，前后加起来牵连被杀者超过了1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彻底倒了血霉的士大夫。更要命的是，老朱还借胡惟庸案之机干脆把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宰相这一“百官之长”给撸没了，士大夫看上去彻底没了奔头。
能砍的都砍了，能撸的都撸了，剩下不大好砍、不大好撸的，非常记仇的老朱也不打算放过。比如刘基、宋濂这俩当初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手的“大才”，老朱就非常耿耿于怀，逮到机会就要羞辱一番：
“（桂彦良）迁晋王府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
桂彦良是个不错的儒者，但无论从辈分、地位还是学问、影响力上较之宋濂、刘基还是没法比的。朱元璋显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这么说，恐怕就是为了发泄一下当年的怨气吧。
还有那位被士大夫奉为招牌的衍圣公，老朱也毫不客气的扯下来再踩上两脚——孔圣人的第54代嫡孙孔克坚因病不能进京觐见，这让老朱很不高兴，明确指出“称疾则不可”，吓得小孔拖着病体“惶恐兼程进”（皆引自《明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结果在归家途中病死了。
衍圣公都给搞死了，还有什么是老朱不敢搞的？于是他干脆搞起了“立法”工作，明确制定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这一能要人老命的重罪：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啥意思呢？就是大明朝的子民生是我老朱的人，死也是我老朱的死人……所以我让你干啥你就得乖乖的干啥。如果有不听话的，就像某些自以为了不起不肯出来做官的家伙，该杀的杀了，该抄家的抄了，朕觉得这么做也不算过分嘛。
于是士大夫从此别无选择。老朱瞧不上你是你的运气，要是老朱看上了你，那就老老实实的去当官吧，否则小命必然不保——当然，就算当上了官，也会大概率的小命不保。
话说老朱乃一代雄主，但绝无贞观朝李大帝“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胸襟，那位魏人镜要是活在洪武年间，哪怕有九个脑袋也得被砍个干干净净。所以曾经以藐视老朱为荣、拒绝老朱为尊的士大夫们，最后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没几个有好下场。
老朱之狠，天下无双。可惜他的子孙没他这个能耐，却大都遗传了他的倔脾气，而士大夫惹不起老朱，却并不意味着不是小朱们的对手。于是整个大明朝近三百年间，君臣间斗了个不可开交，大臣们被砍头、打屁股都不是啥稀罕事，皇宫里爆发各种稀奇古怪的大案，乃至于皇帝莫名其妙的挂掉等事件更是接二连三。
当然，这都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