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夜雨

                                                      ——李商隐与《夜雨寄北》

                                                                 （一）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优秀的诗人，大抵一生显达顺畅者少，往往命运坎坷，生平多舛。如天才诗仙李白，二十四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本期望能“奋其智能”经纶天下，却一生辗转漂泊蹉跎岁月。如穷酸诗圣杜甫，胸怀国事心系天下，却一生沉沦社会底层，战乱中仓皇逃窜，晚年贫病长逝于舟中。如七绝圣手王昌龄，高才绝世，却一生屈沉下僚，“以刀火之际归乡里”，竟为闾丘晓所害，可叹！诗家不幸诗歌幸，生命的艰难苦恨，常常更能激发诗人们的才情，从而创作出千古名篇。

        唐代诗歌，至李杜时发展到高峰，王孟高岑都盛逢其时。到了中唐，海拔虽有所回落，可是名家迭出，唐诗进入到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中唐之后，唐诗似乎进入夕阳期，不意小李杜又拔地而起，开创了唐诗的第三重境界。有学者以为，唐代诗人中，李商隐的地位虽然比不上李白杜甫，但李杜之外，却几乎无出其右者，李商隐也成为李杜等人之后诗国开疆辟土的大家。《唐诗三百首》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其次就是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高祖、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官，父亲也曾做过殿中侍御史、获嘉县令，李商隐可算官宦世家，不过祖辈官职都不高，不是大富大贵的显赫世家。不到十岁父亲去世，李商隐只能和母亲清贫度日。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支撑门户，“佣书贩舂”，颇为艰苦。贫寒家庭的经历对他内向、敏感、自信不足的的心性培养和后来的人生都有影响。所幸老天没有埋没他的才智，他幸运地得以师从一位堂叔学经习文，十六岁时就擅长古文出名。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了白居易等前辈，更幸运地得到一代文宗、朝廷重臣令狐楚的青睐，被授以骈俪章奏之学，并得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等人交游，这些都为他打通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在令狐绹的延誉下，屡考屡挫的李商隐终于得中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富有才华，中进士时实足年龄又才24岁，朝中更有关系亲密的令狐绹，一切似乎都兆示李商隐前程似锦，政治上将大有可为，然而老天让他拐上了另一条坎坷之路。是年十一月（阴历），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过世，成为李商隐人生的重要拐点。作为令狐楚最赏识看重的学生，他自然参与了料理老师的丧礼。恩师离世，悲痛之余，他又一次感到孤苦失落。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令狐家自然不会说什么，但敏感、自尊的他显然觉得是该自立门户的时候了。开成三年（838年）春，参加朝廷博学宏词试不取后，应欣赏他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李商隐远赴泾州（治所今甘肃泾川县）作了幕僚。再后来，与王茂元的小女儿王晏媄（这个名字不知真假）成亲，成为王家的乘龙快婿。一般认为，结亲王氏是李商隐后来政治失意屈沉下僚的主要原因。其时王朝牛李党争激烈，令狐楚是牛党领袖之一，李商隐也自然被认同为牛党，而王茂元却被认为是李党重要人物，结亲王氏，自然就被解读为对老师对牛党的背叛，后来《旧唐书》《新唐书》因此都说他背主负恩。身处其时，李商隐当然清楚这次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究竟是什么使他决然地与过去分道扬镳？是爱情的美酒太醉人？还是他太执于自立门户？抑或还是他太轻率？也许李商隐并未把自己归入到某个政治派别，未把个人生活与朝廷政治联系起来，但既然身在官场而又希冀进取，很多时候就不能纯粹站在个人角度考虑问题。他有过人的文学才华，但毕竟年轻，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从他后来的一些委曲来看，显然他对此次选择的后果估计不足。

        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党执政，李商隐复在朝中任秘书省正字，政治上是有机会的，但又偏偏与机会错肩擦过。会昌二年（842年），母亲去世，李商隐离职守孝三年；会昌三年，岳父王茂元又在军中病故，根本就没来得及为女婿在政治上助力。再后武宗猝然去世，宣宗即位，李党旋即失势，牛党执政，李商隐就很难在政治上有大的发展，职位低微，郁郁寡欢。他的一首《乐游原》很能反映他的心境：“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来辗转于三位主官幕府，但时间都不很长；再后来又被安排担任一个盐铁推官；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才46岁。

        李商隐生前也曾几次觍颜请曾经的如兄如弟令狐绹（做到宰相）援手，但似乎都作用不大。究竟是令狐绹未尽心予以相助，还是李商隐终究缺乏政治才干，又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今天都说不清楚。李商隐结亲王氏时令狐绹有无劝阻，今天也不得而知。公允地说，令狐楚亡故后李商隐就结亲王家，任谁对他恐怕都有看法，而如果甚至都未向令狐绹征求意见，那就做得太出格。李商隐做了初一，又怎怪别人做十五？何况似乎令狐绹对李商隐并不算刻毒，对李商隐似乎并未无情打击，恰恰有过关心有过慰问，只是两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他们的关系变得疏离而微妙。

        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李商隐一生很不得志，然而从诗歌创作这一角度来说，又很难说李商隐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少了一个平庸的政治家，多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因为过人的才华和坎坷的政治遭遇，李商隐为唐诗绘下了极浓重的一笔。他的诗流传下来约600首，在晚唐独树一帜。一般认为，他的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开创了唐诗的新风格新境界。他的七律，被认为是杜甫之后唐代七律的第二座里程碑。部分诗作隐晦迷离，遂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乃至今天有人认他是朦胧诗的鼻祖。

                                                               （二）

        四川在唐代得天独厚，地方富庶，经济发达，益州（成都）是王朝特大城市；虽然交通不便，但也难得地安宁，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唐末农民战争几乎都未曾波及，成为王朝的世外桃源。与四川扯得上关系的诗人也多，陈子昂是四川梓州人，李白被认为是四川江油人，杜甫则在四川成都长住了四年。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十一月（阴历），应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聘请，李商隐也来到四川。不过这究竟是不是他第一次到四川，争议很大，因为关乎对他的诗作《夜雨寄北》的不同解读：有人认为是写给妻子的，有人认为是写给友人的。一种说法认为，李商隐已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从桂林北返时经过川蜀。大中元年，李商隐在桂林桂管观察使郑亚幕中任职，但次年郑亚再被贬为循州刺史，幕府解散，李商隐失业北返，秋天回到长安。关于此次李商隐北返路线，多种研究资料都语焉不详，但聂作平的长文《此情可待：大地上的李商隐》却具体勾勒了李商隐的此次路线。不少研究者也认为，途中李商隐先在湖南停留一段时间（在潭州湖南观察使李回幕中），再取道江陵（今湖北荆州），而后溯江经三峡至夔州（今属重庆），遇秋雨稽留不前，思念妻儿，在一个秋夜写下《夜雨寄北》。第二种说法认为，《夜雨寄北》作于大中五年，其时李商隐正在梓州柳仲郢幕府任职。这一说法又有分歧：一说写给妻子，一说写给友人。此说可疑处甚多。这一年春夏之际（又说夏秋之际），对李商隐诸多支持的妻子病逝，他把两个孩子托付给连襟韩瞻照看，夏秋间从长安赴川，韩瞻与儿子韩偓一直送至咸阳，阴历十一月才至梓州，时令已至冬季，与《夜雨寄北》反映的时令不投。而从内容来分析，不管是妻子还是友人，也不可能李商隐尚未到任即向他询问归期。第三种说法认为，此诗作于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时在梓州幕府任上，是写给友人的。此外尚有其他说法，不一而足。

         综合多种观点，《夜雨寄北》作于滞留巴蜀无疑，时间当是大中二年，是李商隐离桂北返时写给妻子的。清代专门研究李商隐的学者冯浩认为《夜雨寄北》“语浅情浓，是寄内也”，现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在《唐诗鉴赏辞典》中也明确主张《夜雨寄北》是写给妻子。就内容来看，如按写给友人理解，则显然失之于纤柔无力。本文再补一条理由：如果是写给友人，一般诗题都会明确交代，如李商隐的《西南行却寄相送者》《寄令狐郎中》《赠司勋十三员外》《寄酬兼呈畏之员外》等；恰恰是因为寄给妻子，比较私密，诗题不宜明朗。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中题作《夜雨寄内》，应当是根据诗意作了修改。李商隐夫妻情深，桂林幕府期间，他就写过不少思念妻子的诗作，如《端居》《念远》《寓目》《夜意》等。不过，写给妻子的固然可看作爱情诗，亲情诗也未尝不可。就《夜雨寄北》诗意来看，表达的不是爱慕之情，而是夫妻之间在人生低谷时的患难之情和慰勉之意。在李商隐心中，妻子不只是温柔美丽的女性，更是心灵融通的知己，是自己漂泊孤寂心灵的坚强支撑。

       首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追记前事。这句可作两种理解。其一，“君问归期”是追记前事，而“未有期”则是说眼前。离桂北返，地址不定，此时接到妻子来信应当不太可能，因此“君问归期”应当是指还在桂林幕中或在潭州李回幕中时收到的妻子来信（此说与聂作平文中不同）。彼时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留在长安。以妻子之聪慧，自然知道丈夫既在幕府身不由己，而问“归期”，应当是李商隐之前已写信告知自己即将北返，是以来信寻问归期。在回信中李商隐或许曾初步约定归期，但眼前遇逢阴雨，显然无法兑现，归去之日遥遥无期。其二，全句都是追忆前事。夫妻情深，分别既久，思念日切，所以妻子来信寻问可有归期，而李商隐收信时本不能计划北返，其后郑亚贬职幕府解散乃是事发突然，所以“未有期”——无法计划归期。这一句以平常语道出，而写尽夫妻思念之深思念之苦。

次句“巴山夜雨涨秋池”，直写眼前。这里的巴山，不是湖南岳阳的巴陵，一般认为是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交界处的缙云山，在今重庆北碚区，据说山间常年云雾缭绕，色赤如霞。“巴山”点明地点，“夜雨”点明时间和背景，“涨秋池”则是想像意料之景，承上句“未有期”，说明难以立时北返，更烘托诗人羁旅愁苦。李商隐不是前辈李白，李白也有愁情悲苦，但他天性豪迈，是大格局之人，是热潮人，愁情悲苦来得快去得也快。李商隐内向、敏感，是深情之人，也是孤寂之人。稽留巴蜀，原非流连山水，秋雨之夜，更无知友相陪，本来官卑职小，现在又失业无着，孤处旅舍，心情沉重落寞可知，只好独自摩挲内心的缱绻深情。夜雨交织，落遍巴山蜀水，枯坐室内，恍惚间似乎看到沿江一带水势大涨，浩浩荡荡。这雨一声声，分明都是落在诗人的心上。幕府解散，本非幸事，但夫妻早日团聚却也是好事，然而现在却只能滞留巴蜀苦等天晴了。这一句写景，诗人并未说什么愁苦，但愁苦不言自明；不过诗人点到即止，“寄托深而措辞婉”。

        第三句“何当共剪西窗烛”，想象夫妻团聚。这一句在诗中甚为关键，跳出眼前而写将来，从巴山而飞至长安。“何当”一词，结构上遥应首句中“未有期”，章法谨严；内容上表达愿望之切，也暗示此刻之孤寂惆怅。“共剪西窗”则以剪影表现夫妻团聚的温馨甜蜜，又暗点此刻正独坐空窗。这一句虽犹流露孤寂之意，但总体转为温馨，情感发生了逆转。第四句“却话巴山夜雨时”，想象夫妻夜话，是第三句的延续，在章法上又照应第二句。他日夜话的内容正是此际的巴山夜雨，则此际的巴山夜雨似乎也就不是那么太孤寂了。正是因为有希望，内心深处 “一灯如豆”，诗人才屡经消磨而不至萎靡，仕途淹蹇而有所坚守，妻子王晏媄的确是诗人漂泊孤寂心灵的坚强支撑。

        李商隐一生政治上很不得意，推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他结亲王氏。不过，成婚以后，夫妇相得，感情很好。王晏媄比李商隐小10岁，温柔美丽，又多才多艺，夫妻也曾春日联句、水亭吟诗，非常浪漫。可惜，浪漫终究抵不过现实，为了生计，李商隐不得不到处奔波，夫妻二人聚少离多。王晏媄本是贵族千金，却不得不收起儿女情态，直面清贫的家长里短，既要慰勉总是受伤的夫君，又要留守独自照料家庭，非常辛苦。大中二年（848年）秋，李商隐回到长安，夫妻终于团聚。不过随后李商隐又是辗转漂泊，王晏媄则渐渐积劳成疾，大中五年（851年）去世时才28岁，非常年轻。清贫的生活是不是王氏过早离世的原因，可以推测。贫贱夫妻任你再有才华感情再好，也只能百事可哀。妻子去世后，李商隐非常悲伤，写了很多悼亡诗作，赴职梓州途中就写了一首《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无家与寄衣” 寥寥五字写尽妻子去世后自己的孤单凄凉，“回梦旧鸳机” 五字写尽自己的悲痛思念，感人至深。梓州幕府期间，大概是李商隐悲痛至深让人同情，主官柳仲郢有意撮合他与幕府中一位人品不凡的歌舞乐伎，被李商隐婉言谢绝。王晏媄生前善弹瑟，李商隐后期诗作中也屡屡提到锦瑟，自然是有所寄托。李商隐是多情之人，也是深情之人。

         不同于诗人大部分辞藻华美、风格秾丽的诗作，《夜雨寄北》虽然也情思婉曲，但却表现出清新明朗的风格。清代纪昀评价此诗说“含蓄不露，却只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清末俞陛云则评价说“清空如话，一气循环”，都是说这个特点。诗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虚实相生，时空交错。诗中涉及过去、现实、将来三个时段，和巴蜀、长安两个空间，而在现实中追忆过去、想象将来，在巴蜀想象长安，又想象在将来（长安）追诉现实（巴蜀），短短四句，变化如此丰富，非常罕见，体现出诗人极高明的构思和超人的笔力。

       《夜雨寄北》在文化上还贡献了两个经典语典：“巴山夜雨”和“剪烛西窗”，今天这两个语典已与“长江三峡”一起成为重庆及四川重要的文化符号。2019年，重庆佛图关公园依据《夜雨寄北》诗意建造了400平方米的巨幅浮雕“巴山夜雨”。当年，李商隐孤处一室独自思念妻儿，而今天，各地游客则在佛图关一起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并怀念诗人夫妻的缱绻深情。

                                                                                                           2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