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与奴才：

当“名教”被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时候，就如枷锁让人民丧失了基本的自由，而一种可怕的奴性教育也渗透在各个角落，它是病毒也是诅咒，奴化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彻底沦为奴才。结果是人民没有了任何勇气，清朝的奴性教育很成功，其后果是老百姓如同活着的僵尸，即使到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老百姓还没有从尸体精神里解放，导致沦陷中被屠杀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只有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环境里“名教”是不被控制的，甚至是没有“名教”只有“自然”，人民崇拜的是敢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英雄，就像美国电影里那些英雄一样。人民崇尚的是道德行为，对丑陋嗤之以鼻，声讨一切罪恶的张力，整个环境的价值是需要人才，不是奴才。

教化的目的是培育圣贤，或者圣贤思想，圣贤有出世者和入世者，这不影响他们成为人才，教化的目的是杜绝暴徒逻辑，强盗行为，抛弃奴性之害，目的是建立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同世界，而不是男盗女娼的末法时代。宋程颢的教育思想即是以培养圣人为己任，他说“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程圣的如是说如果在今天放大，就是学校要独立于体制之外，不能被国家意志授权，把学生培养成独忠诚于政治集团的人，这是奴性教育，不是自由精神，应该把学生教育成为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先服务于人民，社会，让他们知道天下大于国家，人民高于政府，让他们做民族的灯塔，而非政府的花盆。

奴性教育的人会变成形如骷髅，没有灵魂的躯壳，他们像是机器随时被人操纵，如此任人摆布何谈独立，自由。这样的人心理不仅病态，而且恐怖，是从意识到行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事物理解能力，没有客观的评价，没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心。他们积极服务于权贵，对民极端仇恨，他们到死都不能觉悟，成为刽子手的帮凶，一样是罄竹难书的。奴性教育的后遗症是这些人只能适应罪恶的环境，他们一旦发现有高尚的环境立刻采取毁灭，他们以狗的视野看周围，不能允许别人做个昂首挺胸的人，只能做个跪下了的狗。他们会以一种扭曲公德的价值观强迫别人接受，接受同化，如果有人异意了或者怀疑了批判了，就是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出现的地方便有一派恐怖弥漫。

奴才和人才的区别在于奴才没有主见，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不择手段，不以规矩出牌，随时对人落井下石，搞诬陷，能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他们对上级不敢反驳，不能提意见，彻底服从导致整体是非不分，又对下属没有关爱之心，迫使下属纷纷做了奴才，这是集体在犯罪。奴才没有独立思想的觉悟，其人格是肮脏的，只有卑劣的思维和残暴的私欲，做事不顾后果，不反省子孙的福祉。奴才的处世经验就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欺下瞒上，陷害忠良，镇压一切良心犯，封锁一切负面新闻，对敢言的人血腥镇压。奴才所以能游刃有余，一帆风顺是离不开暴君，昏君的，奴才所以能投其所好，把天下弄得土崩瓦解，乌烟瘴气，激化群体事件，对内鼓吹“野无遗贤”，对外则称繁荣昌盛。读史可以知兴亡，桀、纣之暴，有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李林甫之奸，玄宗之昏，便有后来“天宝之乱”。而且奴才没有坚定的忠心，他们如同街头的流浪狗，谁丢了一块骨头谁就是主人，一些人割地赔款，做了卖国贼还鼓吹自己是人民的救星，石敬塘就是一个这样的代表。

人才永远不同于奴才，人才可以独立思考，他们敢越“名教”争取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罪恶，敢于解放人类的桎梏，他们不随便向天下俯首称臣喊万岁，他们有选择服务的自由和拒绝服务的自由。在官场上人才有为民请命，批判罪恶集团的斗志，有以死劝谏，不畏逆鳞的名节，不愧“青天”“忠骨”。人才如果在教育界便不愧“圣贤”，在乡野边不愧“三老”之列，在山林便不愧“高士”的风骨。人才济济是得利于明君的圣治环境，李世民，宋仁宗的纳谏之风成为历史师表，那些谏官也成为历史遗爱。汉朝的盐铁会议，参加者有一批底层代表，这些人完全否定汉武帝的功劳，如此否定领袖的功批判领袖的环境怕唐宋，乃至今天都不能有的事。后来的党锢之祸，士人积极投身于攻击恶势力的斗争，即使列入党人也义无反顾，一些人因为党人里没有自己的名字觉得是种耻辱，纷纷投案说自己也是党人，如此团结，如此无畏也是后世不能有的，这就是人才的傲骨，是区别于奴性环境下的媚骨。

一个朝代所以被更替，其矛盾是内忧大于外患，人祸大于天灾，是上不仁，下不义导致。统治者一般只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并非民众利益，民族前途，所以他们优先采取专政，集权，愚民等极端化控制环境，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稳定，最终不是毁灭于内忧就是毁灭于外患。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是国家做人民的公仆，做世界的师表，如此环境只有圣贤，没有流氓，只歌颂德行，不鼓吹名利，没有苦难，没有阶级斗争，一切在和平的秩序中实现真正的盛世。所以，任何的奴性教育都是民族的掘墓者，当下中西思想碰撞，价值观互相输入，更应该思考人才问题，和奴性的危害。